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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们在十九世纪渐渐销声匿迹……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热潮中，她们的行为举止显得了无生机。——露西·富尔一戈约（ Lucie Faure-Goyau）

《最后的仙女——颓废故事集》是一本选集，选了19位作家的36个童话故事。原标题是：Fairy Tales for the Disillusioned - Enchanted Stories from the French Decadent Tradition。

除了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有所表现，颓废主义也可被称为一种与赞颂进步唱反调的哲学立场。

单从这一点出发，颓废主义就不应该为“我们”所接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赞颂进步，为任何“进步”欢呼雀跃，以至于从来不去思考这样的“进步”意义何在，甚至是不是可以被称为“进步”。

因此，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颓废主义是应该得到严肃对待的，因为从最基本的角度出发，它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

收录的19位作家中，既有非常多产的童话作家，也有只是浅尝辄止的作家（比如以《恶之花》而奠定其地位的波德莱尔）。

从这36篇得到收录的作品来看，基本上都是对那些我们认为是“经典”的童话的改写（颠覆）。传统中的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不见了，传统中的睡美人更是不愿接受王子的亲吻而醒来，传统中的杀了七个老婆的蓝胡子其实是个别无选择、备受冤枉的心脆男人……

自然，故事情节的推进永远由作家说了算。理论上说，从任何一个点出发，情节的发展方向是无穷的，作者之所以选择其中一条路径并将其最终形成文字而展现到读者面前，必然有他的考量。

而对于颓废主义作家而言，他的考量就是如前所说的、也是《哈利波特》某一本里说的：“唱唱反调”。你们觉得好的、美的、进步的，在我看来是坏的、丑的、退步的。同时，我用你们认为好的、美的、进步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写作，得到了你们认为的坏的、丑的、退步的东西，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挑战兼巨大的讽刺么？

这不就是《恶之花》的真谛么？

“颓废”（decandence）的本意是“从其中分离”，它所预想的是“一个走向衰亡，而不是高歌前进的世界”。它同样具有“革新精神”，但却产出了如此一个奇异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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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不少西方的神话故事，早就意识到：仙界（神界）也是有规则的。在其中一篇《伊索丽娜（伊索兰）》中，更是明确了这一点：

仙女不能将仙女的祝福（诅咒）推翻。

先是“坏”仙女在“好”仙女的祝福后，让好事变成了坏事：只要她结婚，便会在新婚之夜变成一个男孩，再不恢复女儿身。“好”仙女无法改变这个预言（诅咒），只能想别的方法——如果她们愿意去想的话。最后？当然很出人意料。我这里就不剧透了。

这条元规则很有意思，我似乎已经可以visualize各派仙女争相斗法的绚烂场景。只是这么一串事情搞下来，无辜的人儿才是提心吊胆、备受折磨的那一个，而无力抗争命运的感觉更是让人顿生绝望。

颓废也就因此自然而然地诞生了：ta想“分离”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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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还应该有仙女吗？如果是“应该”，那么我们想要怎样的仙女？如果是“没必要”，那么我们是不是找到了“替代”？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这些“替代”和原来的“仙女”是不是有些本质的相同（不同）？

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而这些替代和原来的仙女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再拘泥于仙女的形象（“分离”），不再拘泥于仙女的功能（“分离”），不再拘泥于仙女故事（童话）的教义（“分离”），但在这分离的过程（“破”）之中和之后，我们在不自觉和自觉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物添附（attach）了形象、功能和教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得出了我上述的答案。至于替代物是啥，那么各人都有个人的答案，我们必须从“这样的替代物是固定的”这样的概念中“分离”。

本书收录的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法兰西的仙女》中写道：

我们早已历经沧桑，所以尊重一切历经沧桑的事物。

以上。

在经典物理中，在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小球从一侧山脚沿着山坡通过山顶滚到山坡的另一边去的话，它的初始动能有一个最小值，否则小球只能来到这侧山坡的某一点后，失去速度然后回头滚回来。

但在量子物理中，存在着所谓的“量子隧穿效应”（Quantum tunneling effect）。一个“小球”即使所具有的能量低于“山坡”的位势，这“小球”也可以概率性地穿越到山坡的另一侧去。

多年前，我曾经评论过杨绛先生的《洗澡之后》，题为《任性的杨先生的任性》。其中提到：

对一个作者的喜爱，往往不一定要喜欢他/她的每部作品，到了一定时候，就是“收藏”——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机会与我们仰慕、喜爱的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书信上的交流，于是不免“得意”于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看过。再不济也能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有收藏。

自然，我对余华先生是喜爱的，所以第一时间购入了这本“暌违八年”后的新作，并在第一时间看完了。

我是一个很俗的人，看小说总要总结一下：我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么教益？或者，作者想要我得到什么教益？

看完《文城》后，我却没有法子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文城》的故事发生的年代离我们太远了，就如同我在评论 《巨人传》时写道：

看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像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我实在是总结不出什么头绪或者“中心思想”，甚至那些曲承转合的隐喻也不再有当时那样的犀利。

仁？林祥福对小美可谓仁。但却是很憋屈的仁，不是那种大“仁”。

义？田大五兄弟对林祥福、陈永良与林祥福之间的兄弟情、陈耀武跑去同为肉票而被割了一只耳朵回家的王先生那里上课，可谓义。

礼？没有体现。那个年代真可谓是“礼乐崩坏”的年代。

智？没有体现。

信？比如林祥福带着百家千里寻妻；小美两次回到阿强身边而阿强一直在等小美……但这后一种“信”让我感到很无奈。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文城是什么？

不知为何，文城让我想到了灵山。这两个地方在地图上都不存在，但确实有着人们寄托的一些东西。对林祥福来说，这是“最接近”小美和阿强说话口音的地方，因此对他来说，这里是他最有机会找到小美的地方。

（说句题外话，余华在这里设置了很强的悬念，一直到了《文城·补》才解开这个谜底：溪镇就是“文城”，“文城”就是溪镇，而且小美和阿强同时也在此地。不过，林祥福如此着意地寻找这两人，却没能找到也是很奇怪。）

林祥福对此地有着牵挂，牵挂他的是他对小美的感情。如果余华只是想通过八年的积累为我们写这样一个故事，那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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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余华是想像《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去回忆那些已经回不去的Good Old Days吗？但如果这样的话，选择那个年代岂不有点诡异吗？那个年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好”呢？当然，我们可以强行辩解说，将美好的东西（乃至美好东西的被毁）放在一个糟糕透顶的环境中，不是更能体现悲剧意义，并激发我们对美好东西的爱惜之心么？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要成立，需要作者行文之时更着重铺陈美好的东西，而尽量回避对不好的东西的渲染。比如《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就有那么多美丽、舒畅的描写，而十分刻意地回避众多血腥的场面——就连最后的饭店枪战都被描写得非常清淡，更别提最后M. Gustav的死去了。

但《文城》的用笔显然正好相反，整篇文字充满压抑、愤懑、不甘的味道，看完后我的感觉是想忘记这样的描写，也就顺便将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忘记了呀。

最后，我不得不说的是，小说对一些细节的“收拢”显得极度不够并草草收场。试举两例。

117页写道：

（李元成向林祥福女儿求亲不成，说道：）

“记住我，李元成，将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难了，就拿着报纸来找我。”

这段话说的很有“千金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味道，但后文不再回溯。很遗憾。

更大的遗憾是对陈耀武的描写。

从陈耀武顶替林百家被土匪抓去，他从容地对水上漂说：“我的（赎金）昨天就说好了”，到141页陈耀武很仗义地到王先生那里上课止，我一直觉得陈耀武一定会是个人物。但后面的描写急转直下，他的“勇气”被用在搭船来回两地看完林百家这件事上。最后的陈耀武就泯然众人了。

即使我们知道现实多半如此，但既然前面已经花费相当笔墨描写了陈耀武，如此草草收场也很是让我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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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本书都如重磅炸弹般，让我们震撼。同时，作者写作文字的动机永远不会为我们所知。

《文城》一书，在我看来，可能就是那个穿越了势垒而来到我们这一边的那个“小球”吧。

这本书我一直以为出版不了了。我是17年3月份交的稿件，到21年1月出版，整整4年。由于稿费早就结清，所以我也就不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任何希望了。

《数据安全实操指南》在当今这个时机出版其实也不错：

• 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实施。
• 2018年5月1日，《GB/T 35273-2017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生效。
• （2018年，GDPR成为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法律）。
• 2020年10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生效。首次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原则，界定了个人信息的概念，列明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基础，规范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以及行政机关的职责。尽管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予以解决，但《民法典》为该领域的未来立法奠定了基础。隐私权第一次上升到“人格权”。

虽说中国在数据保护¹立法过程中，起步比欧美国家晚，但可以看出其追赶的步伐很快。

通过比较欧美的立法，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和框架是不同过。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在立法过程中借鉴了（或者更多地借鉴了）哪套系统？

我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总结成如下的一个表格：

和美国的相似处	和欧盟的相似处	中国特色
对数据采集和处理的要求低。只有在明确写出“需明确同意”时，才需要明确同意。 数据泄露的通知时间长。欧盟要求是72小时内而不是笼统的“及时”。 监管机构分散。	立法一体化 对进一步处理的限制 最小的数据量 敏感数据（但没有明确列出） 遗忘权（美国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2；中国在2016年5月有否定遗忘权的先行案例） 数据迁移 决策自动化和分析	数据本地化和跨境数据传输 监控和隐私 消费者对数字经济的信心要增强；同时， 政府将成为隐私保护者 3

看得出来，中国因为采用大陆法系，所以更偏向与同样采用大陆法系的欧洲（英国除外，反正英国脱欧之后也不受GDPR的影响了）。其核心点是：政府是老大哥，担负起数据保护——也就包括隐私保护——的最终负责人，但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心机构对此负起核心功能，也就是说，用户如果认为自己的数据（隐私）受到侵犯，就必须自己找到那个部门。

但我怀疑，众多涉事其中的部门会以数据保护为借口，拒绝承认或者消极配合，从而使得用户追溯的难度极大地被提高。最后如果因此对政府提起诉讼，我看是很难会得到支持的。这方面的判例还太少，法律条款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特别地，上表中“消费者”一词明确地限定了数据保护和隐私保护的主体，而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怎么说都不是“消费者”和“供应商”吧？

因此，在一些评论中，这被批评为只对“私人”企业进行了约束和限制，却没有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责任。

再简单地谈谈“遗忘权”。美国法律界一般认为，遗忘权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侵犯。脚注2中的案例1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他们的担心是，一旦遗忘权获得法律认定，那么所谓的极权国家就可以以此要求搜索引擎删除他国用户可以访问到的资源。原文是：“欧洲的数据管理者不应被允许做出这样的决定，决定世界上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时该看到怎样的内容。【法庭】必须限制遗忘权的范围，以保护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权力使其获得在线的信息。”

脚注2中的案例1发生在中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浏览。这个案例也算比较新的，感觉对未来的相关案例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虽然是大陆法系，但是目前也渐渐出现“循例”的趋势。我不是法律专家，所以无法就此作出进一步分析，只能拭目以待。

不过，“保护”不等于“隐私”。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微信、其他应用或者线下的一些表单中提交并被保存的数据，都会被保护得很好，一般而言不会出现黑客攻破了后台而整个被盗库或者某个服务商的文件仓库被偷盗的风险。这些数据中肯定有你的“隐私”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是不是也有”隐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正确的状态应该是：既有对数据的保护，使得未经授权的访问者无法访问到这些敏感数据，也要防止数据被授权地“滥用”、“贩卖”。我认为，这才是数据保护最根本的问题。

奥威尔的《1984》赫赫有名，也黑暗到极点，看这种书是会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个社会可以恐怖如斯吗？

奥威尔说：是！

《1984》中最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老大哥在看着你。不过让我印象更深的是以排比方式写出的另外三句话：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温斯顿从奥布兰那里拿到的、由最大的反派伊曼纽尔·戈斯坦因所著的《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对这三句话进行了一番诠释，是全书政治色彩最浓厚的部分。

奥威尔身处他的时代，自然很难想象如今的科技进步和进一步的社会发展。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会是：我们已经身处1984之后的37年，书中那些“荒诞”不经的预测，到底实现了没有？实现了多少？又或者通过某种努力，我们成功地避免了他所预测的悲惨场面？

所以我很愿意从我目前能了解到的知识出发，对这三句话进行一番新的诠释，而上述问题的答案，就留给各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自行给出吧。

战争即和平

在戈斯坦因的描述中，三个大国之间已经无法互相战胜。这不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没有好处、战争太浪费资源、人民不喜欢战争等……而是因为：确实谁都不能消灭对方——消灭对方的代价基本上是自己也被消灭；需要用战争消耗所谓的surplus——即使这些surplus全部由无谓的战争消耗，也不能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因为“仓廪足而知礼仪”、“饱暖思淫欲”，这些都是老大哥不愿意见到的；而更多的时候，老大哥只要制造一个“战争一直都在爆发”的样子，就能成功地将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极为狭窄的范围里，从而不再有任何时间和、精力和需求去思考别的问题。

这有点像《Wag the Dog》里的情节。

如今如何？

战争已经不是一个热门主题。如今的战争都具备了“局部战争”的特点，更向着“无声”的战争方向发展，也已经很难说战争起到了上述第二个作用。不过如今有更多的东西在牵扯着人民的资源：住房、教育、医疗、职业发展等等都是。

今晚是周末，我只有在对明后天、明后月甚至明后年我的生活会是处在一个合理舒适状态的时候，才会有心思堆砌这样的文字。

发展即制约

自由即奴役

在这三句话中，对这句话的语序有着最多的讨论。从1/3句的排列来看，似乎更应该写成“奴役即自由”。不过这样一来，这句话的力量就削弱了很多。

“奴役即自由”更多地有着强迫、施加的意思，但这不是老大哥要看到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极力要体现代表了所有人意志和意愿的老大哥应该的做法。

他要的是你自愿地接受奴役、接受老大哥对你的洗脑、接受随时会被送到101房间的结局。老大哥给出了“自由”选择权：要么自愿接受奴役，要么因为你不能接受、不能理解如此的好意和眷顾，就只有被从肉体上消灭的结局。（这是不是有点像《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中描述的场景？）

更重要的是，老大哥不会在你“反对”他并保持“反对”他的时候消灭你。温斯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他太特殊了，所以奥布兰不会马上消灭他，只有在温斯顿突然之间全盘接受了老大哥的教条后，才给予他致命一击。这样一来，就算是在温斯顿死的时候，他对老大哥还是充满了敬仰、迷信乃至感激之情，并为自己没能转变而痛悔不已。

这才是真正的思想控制。老大哥对“敌人”是“仁慈”的。

没有选择会是什么情况？会非常痛苦——甚至你只能死，如果你把“死“也作为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个选择。（原文）

选择即死亡

无知即力量

这是对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绝妙反用。

注意，奥威尔的意思不是你越无知，你越有力，而是：你越无知，老大哥越有力。这正是老大哥得以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也是老大哥最喜欢看到的场景。

所以，真理部会做两件事：

第一是重新修订语言，创立所谓的“新话”——顺便说一句，本书“新话的原则”一章是全书最有科技含量的一章，只可惜篇幅有限、又因为奥威尔本人应该不是一个语言学家，所以总觉得看着不够尽兴，似乎还有发挥的余地。

语言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基础。新话的出现肯定不是为了节省油墨，而是让人民的思想简单化并受限：

……可以看出在新话中，除了在很低的水平上，想表达非正统意见几乎不可能。

“想表达非正统意见几乎不可能”正是新话的妙处所在。当然，如今我们不一定这么做，还有很多更subtle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点，比如：手机的应用让人更多地成为内容的消费者而不是制作者。

扼杀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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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联想到另外两本我也很喜欢的书。一本是《天鹅绒监狱》，一本是《我们的祖先》之三（《不存在的骑士》）以及其中的那位“哥本哈根和叙拉的圭尔迪韦尔尼和阿尔特里家族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上塞林皮亚和非斯的骑士”。

《天鹅绒监狱》讲的是“自我阉割”，但老大哥要求更高：他要的是自愿（选择）被奴役。单从这点讲，《一九八四》的成就就在《天鹅绒监狱》之上。

《不存在的骑士》则讲述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现象和本质何者更为重要？

我看到的是，《一九八四》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只有外表而没有任何内在（的思想）；《不存在的骑士》中的那位阿季卢尔福则相反，他抛弃了人的恶化外在，而坚守着骑士的精神和素养。

这两本书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向我们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单从这点上讲，两本书的成就一样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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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是不是真的没有给我们任何希望？也不尽然。

首先，温斯顿一再强调：人民。他们也许贫穷、也许没有深刻的思想，但自然之法则永远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他们也许不思考，但可以不合作，更可以怀疑。而老大哥对这样的怀疑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必然会变本加厉地给出他的“自由”选择。我乐观地认为，这样的进程是有个临界点的。

其次，在有关新语的的诠释以及充塞全文的老大哥手下的言谈举止中，我还是发现，自然之法则的作用：他们会喜欢年轻姑娘、喜欢物质上的享受、喜欢施加痛苦到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他们也还知道“美”和“丑”的区别，知道人性的优缺点，更会懂得用“双重思想”来掩饰。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这样的系统是不自洽的。他们的每个行动都是在自掘坟墓而已。

单从这一点来说，《一九八四》就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