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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传》的作者格雷克（或译格莱克）还是另外一本重量级科普著作《混沌：开创新科学》的作者。

后面这本书是我1990年9月8日买的，至今已经30年。我目前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本书（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介绍的混沌概念）的影响，以至于在写东西的时候，一旦有机会就会掺点混沌的东西进去——后来还会加入缠绕、量子的东西。

牛顿和他建立的体系，是追求确定性的：只要我们知道一个系统的精确的状态（位置、速度、质量等），那么就可以精确地预测过去、现在、未来该系统的行为。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做不到的。[latex]\Delta x * \Delta p \ge \frac{h}{4\pi}[/latex]才是真正确定的东西。

然后还有爱因斯坦。和牛顿相比，爱因斯坦可以算是另外一个极端：牛老师终生未娶，不近女色；爱老师的情感故事恐怕可以单独写一本书。¹

爱因斯坦仅凭狭义相对论就粉碎了牛顿对绝对时空的断言，牛顿的体系可以视作爱因斯坦体系的低速近似——当然近似得非常好。爱老师再用广义相对论重新定义了引力，彻底将牛顿不愿也不能更不敢放弃的“上帝”推出了物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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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三定律异常简明：

1. 任何物体保持其静止状态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除非有外力作用于其上迫使其改变该状态。
2. 加速度与所加的作用力成正比，其方向与力所作用的直线方向一致。
3. 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相等的反作用力；或者说，两个物体的相互作用总是相等，但方向相反。

这是我非常推崇的simplicity的极端表现。我喜欢简单，也还没有放弃追随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我是个决定论者，只有在决定论中，我才能找到一丝决定感。

牛顿的体系中给上帝留了位置。但很快，拉普拉斯就将上帝从体系中请了出去。

《天体力学》是拉普拉斯在数学分析方面最了不起的成果。拉普拉斯将第三卷献给拿破仑。看完这一大卷著作后，拿破仑说他在里面看到上帝并未被提及。听到拿破仑此言，拉普拉斯回应说：“阁下，这个假设没有必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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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1666年和爱因斯坦的1905年都被称为“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这样的奇迹之年不多：

1. 1543年属于哥白尼
2. 1625年属于西班牙的卅年战争
3. 1644年属于苏格兰的James Graham的三王之战
4. 1666年属于牛顿
5. 1706年属于伟大联盟（Grand Alliance）
6. 1759年属于William Pitt
7. 1905年属于爱因斯坦

在牛顿那个年代，客观上存在交流、沟通、旅行、通讯方面的不便，但主观上当时的科学家们都不喜欢公开自己的发现，也不愿意和同行沟通。这肯定大大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所幸的是，这个现象早就被抛弃了。地理已经不再是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被所谓的潮流牵引而失去了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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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写道：牛顿没有留下遗嘱。

但是他的贡献将永远占据显赫的地位。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这位伟大思想家给予人类的礼物是最优雅贴切不过了：

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于沉沉黑暗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来！于是一切变得光明。

就像其他物理学家一样，费根鲍姆使用一种简短的“行话”来评价这些问题。他会说，“这种事是显然的”，指任何熟练的物理工作者通过适当思考和计算就能够理解的结果。“并非显然”，指的是那些赢得尊重和诺贝尔奖的工作。而对那些最艰难的问题，那些只有长期深入钻研宇宙奥秘才能有所领悟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备用的词语则是“深刻”。在1974年，虽然只有少数同事们知道，费根鲍姆却是在研究一个“深刻”的问题：混沌。

今晚的思客读书会，讨论的就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三生万物”。

分享人黄健（aka 药师）是一位资深的顾问、读书人、写作人，在价值科学领域有自己的独到思想（他称之为璞学）。他选取了庞朴的《三生万物》。这是一本老书，成书当在十年以上。但可惜豆瓣却没有任何评分，其中原因不明觉厉。当然，也许和这是一本非常理论的书有关。

现在很多人看书，是从“对我有什么用”出发的，而且其中之“用”必须现实、可见，比如财富、名望、地位之类，不一而足。因此，市面上的书籍往往以各类实操、21天从（XX领域的）傻瓜到大师为爆点。此类书籍往往也会引用一些理论，然后跳过所有中间链条，直接导向作者（或者毋宁说是读者）想要表达（或者看到）的结论。这样的书籍，往往经不起推敲。

我现在看书，已经就简，喜欢看“老”书、“简单”的书。但这和上述的书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人的经历和阅历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人云亦云。而更愿意从一些基本的、可以被视作公理的设定出发，按照已被证明有效的逻辑过程，一步一步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的体系，也许还不够全面，但应该是比较自洽的。

记得多年前曾看过一篇文章，对演绎和归纳进行了比较，并对归纳推崇备至，认为归纳才能得到新的东西。对此我不以为然，2018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长文，对此进行了我的论述：

书中提到演绎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的结论我不能赞同。按照书中的说法，演绎推理得到的东西都不是新的东西。这么一来，人类所有的知识积累（以及发现这些知识的人）的工作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换句话说，所有的知识都已经存在，某人只是运气好比我早发现了而已。但正是这个“发现”的过程，是我们思考的过程。

我认为，“三生万物”正是这么一个前提，值得我们从此出发，进行进一步的演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自己现有的思想体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锤炼。（所以，我说“药师毁三观”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乱讲。）

好了，闲话说太多了。回到本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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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之子》中提到：

一个人不可能拥有一件没有对立面的东西。

用这句话要引入“3”我觉得很恰当。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事实上我也看不出我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这个前提，那么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其对立面。于是我们很容易从1过渡到了2。

1-2之间，有无数的状态——当然，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可能不存在。（包括“空”这个状态的）这些状态的集合，就是一个3：它可能代表一个无法存在、不存在的状态，或者一个单一的状态，或者多个状态的集合，或者无数个状态的集合。

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否定了一元论，基本确定了二元论，但又超越了单纯的二元对立体系。确实有其理论价值。

而且，它又是很实用的。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说了这么一个微妙的状态。这种状态正是面对纷繁物质世界和相对贫乏的精神世界时的一种很好的做法。所以，是很实用的。

今天的读书会，演讲时间充分，沟通时间也很充分。不过，我还是有遗憾。毕竟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如何将其充分地应用到物质世界，是一个重大和困难的话题；又，如何再从再根本一些的出发点出发，为3找到一些出发点，是一个更重大更困难的话题。

在讨论的最后，一位书友提到，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只能认识到3。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宇宙从空间尺度上来说，是3维的。我们很难很直观地想象多于3维的空间，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也。

也许，正是因为宇宙的根本维度，决定了我们的认知结构也以3为基础吗？

当然，从这个3出发，到进一步解释物质世界存在的一些3，跨度更大、难度更大，但也更根本。

ps：今日一得。回家后在读书会群里继续讨论，得书友提点，知道了“轴心时代”这个名词：

轴心时代（德语：Achsenzeit），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哲学发展理论。意指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两百年之间，在这段时期中，世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

“50本书”计划的第20本，是这本由乔治·斯托克写的《问题之书》。

去年10月的时候，我的译作《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上架，我送了一本给思客读书会的书友Hoon，因为他在我翻译过程中，帮我找了几个书中提到的韩国人物的名字。然后，他就回赠我这本书。

我从4月24日开始看这本书，5月31日看完。

其实，说看完不确切。

这本书其实篇幅很短很短，它的体裁很特别，只有291个问题，而没有任何答案。如果真的从头看到尾，我觉得1个小时最多了。之所以花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因为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能简单地看完，把所有的问题在脑子里过一遍就算，而应该把我对每个问题的答案写下来，作为对自己人生到目前为止自己遵循的所有“公理”、“体系”的一次全面测试，看看是不是有矛盾，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洽。

当然，我也知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变化，所以，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标记了日期，如果日后要修订、补充答案，我也会再次标记日期。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阅读和回答问题，我觉得我有了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的公理、体系尚算自洽。

这些问题的目前的我的答案，我都写在我的维客里了，不过因为其中有些问题涉及隐私，我就不公开链接。知道我维客的朋友应该都是熟人，所以不妨自行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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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谈这本书本身。

这291个问题不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问题很无聊，有些问题很深刻。

无聊的问题是那些对我来说答案很明确，且不会再有更动的那些。

深刻的问题是那些初看很容易回答，甚至我会认为答案也不会更动的那些。但是在细想之后，再进行适度推广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的。

对这类问题，我会先写下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也写下我推演后的答案或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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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是很耗时的，再加上我要人肉写下我的答案，这就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才看完（写完）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本书的意义何在？

我觉得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

1. 强迫我去想一些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有些问题我认为很简单，但我在回答时确实有一些我自己的、深层次的“公理”在起作用。通过对问题的回答、延伸，我能更明确地让自己的“公理”得到体现、提炼。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对所有人都会有用。
2. 如16年我为《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写的《译者序》中提到并我多次在日后强调的：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某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提出一个见解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样做又是基于怎样的规则？

……

而在译者看来，梅纳德所有的判断、行为都是出于“利他”精神这一“公理”，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如果（梅纳德）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并需要就实际事务的推进选择方法时，合理的原则总是选择最慷慨的路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理解规则，更要理解“元规则（meta rule）”。除了工作之外，这样的元规则也指导着此人的家庭、生活、爱好、处事、交友以及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还想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使得某人在那个时刻采取这个规则而不是那个规则？这里必然有元规则的存在。

通过这次对“问题之书”的回答，我更能梳理我的公理，并试图将我的公理体系归约到一两个元规则。

这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如果你也愿意像我这样，写下对这291个问题的答案并加以进一步的思考，我认为你也完全可以整理出自己的公理体系来。

仙女们在十九世纪渐渐销声匿迹……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热潮中，她们的行为举止显得了无生机。——露西·富尔一戈约（ Lucie Faure-Goyau）

《最后的仙女——颓废故事集》是一本选集，选了19位作家的36个童话故事。原标题是：Fairy Tales for the Disillusioned - Enchanted Stories from the French Decadent Tradition。

除了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有所表现，颓废主义也可被称为一种与赞颂进步唱反调的哲学立场。

单从这一点出发，颓废主义就不应该为“我们”所接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赞颂进步，为任何“进步”欢呼雀跃，以至于从来不去思考这样的“进步”意义何在，甚至是不是可以被称为“进步”。

因此，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颓废主义是应该得到严肃对待的，因为从最基本的角度出发，它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

收录的19位作家中，既有非常多产的童话作家，也有只是浅尝辄止的作家（比如以《恶之花》而奠定其地位的波德莱尔）。

从这36篇得到收录的作品来看，基本上都是对那些我们认为是“经典”的童话的改写（颠覆）。传统中的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不见了，传统中的睡美人更是不愿接受王子的亲吻而醒来，传统中的杀了七个老婆的蓝胡子其实是个别无选择、备受冤枉的心脆男人……

自然，故事情节的推进永远由作家说了算。理论上说，从任何一个点出发，情节的发展方向是无穷的，作者之所以选择其中一条路径并将其最终形成文字而展现到读者面前，必然有他的考量。

而对于颓废主义作家而言，他的考量就是如前所说的、也是《哈利波特》某一本里说的：“唱唱反调”。你们觉得好的、美的、进步的，在我看来是坏的、丑的、退步的。同时，我用你们认为好的、美的、进步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写作，得到了你们认为的坏的、丑的、退步的东西，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挑战兼巨大的讽刺么？

这不就是《恶之花》的真谛么？

“颓废”（decandence）的本意是“从其中分离”，它所预想的是“一个走向衰亡，而不是高歌前进的世界”。它同样具有“革新精神”，但却产出了如此一个奇异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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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不少西方的神话故事，早就意识到：仙界（神界）也是有规则的。在其中一篇《伊索丽娜（伊索兰）》中，更是明确了这一点：

仙女不能将仙女的祝福（诅咒）推翻。

先是“坏”仙女在“好”仙女的祝福后，让好事变成了坏事：只要她结婚，便会在新婚之夜变成一个男孩，再不恢复女儿身。“好”仙女无法改变这个预言（诅咒），只能想别的方法——如果她们愿意去想的话。最后？当然很出人意料。我这里就不剧透了。

这条元规则很有意思，我似乎已经可以visualize各派仙女争相斗法的绚烂场景。只是这么一串事情搞下来，无辜的人儿才是提心吊胆、备受折磨的那一个，而无力抗争命运的感觉更是让人顿生绝望。

颓废也就因此自然而然地诞生了：ta想“分离”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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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还应该有仙女吗？如果是“应该”，那么我们想要怎样的仙女？如果是“没必要”，那么我们是不是找到了“替代”？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这些“替代”和原来的“仙女”是不是有些本质的相同（不同）？

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而这些替代和原来的仙女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再拘泥于仙女的形象（“分离”），不再拘泥于仙女的功能（“分离”），不再拘泥于仙女故事（童话）的教义（“分离”），但在这分离的过程（“破”）之中和之后，我们在不自觉和自觉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物添附（attach）了形象、功能和教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得出了我上述的答案。至于替代物是啥，那么各人都有个人的答案，我们必须从“这样的替代物是固定的”这样的概念中“分离”。

本书收录的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法兰西的仙女》中写道：

我们早已历经沧桑，所以尊重一切历经沧桑的事物。

以上。

在经典物理中，在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小球从一侧山脚沿着山坡通过山顶滚到山坡的另一边去的话，它的初始动能有一个最小值，否则小球只能来到这侧山坡的某一点后，失去速度然后回头滚回来。

但在量子物理中，存在着所谓的“量子隧穿效应”（Quantum tunneling effect）。一个“小球”即使所具有的能量低于“山坡”的位势，这“小球”也可以概率性地穿越到山坡的另一侧去。

多年前，我曾经评论过杨绛先生的《洗澡之后》，题为《任性的杨先生的任性》。其中提到：

对一个作者的喜爱，往往不一定要喜欢他/她的每部作品，到了一定时候，就是“收藏”——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机会与我们仰慕、喜爱的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书信上的交流，于是不免“得意”于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看过。再不济也能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有收藏。

自然，我对余华先生是喜爱的，所以第一时间购入了这本“暌违八年”后的新作，并在第一时间看完了。

我是一个很俗的人，看小说总要总结一下：我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么教益？或者，作者想要我得到什么教益？

看完《文城》后，我却没有法子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文城》的故事发生的年代离我们太远了，就如同我在评论 《巨人传》时写道：

看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像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我实在是总结不出什么头绪或者“中心思想”，甚至那些曲承转合的隐喻也不再有当时那样的犀利。

仁？林祥福对小美可谓仁。但却是很憋屈的仁，不是那种大“仁”。

义？田大五兄弟对林祥福、陈永良与林祥福之间的兄弟情、陈耀武跑去同为肉票而被割了一只耳朵回家的王先生那里上课，可谓义。

礼？没有体现。那个年代真可谓是“礼乐崩坏”的年代。

智？没有体现。

信？比如林祥福带着百家千里寻妻；小美两次回到阿强身边而阿强一直在等小美……但这后一种“信”让我感到很无奈。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文城是什么？

不知为何，文城让我想到了灵山。这两个地方在地图上都不存在，但确实有着人们寄托的一些东西。对林祥福来说，这是“最接近”小美和阿强说话口音的地方，因此对他来说，这里是他最有机会找到小美的地方。

（说句题外话，余华在这里设置了很强的悬念，一直到了《文城·补》才解开这个谜底：溪镇就是“文城”，“文城”就是溪镇，而且小美和阿强同时也在此地。不过，林祥福如此着意地寻找这两人，却没能找到也是很奇怪。）

林祥福对此地有着牵挂，牵挂他的是他对小美的感情。如果余华只是想通过八年的积累为我们写这样一个故事，那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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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余华是想像《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去回忆那些已经回不去的Good Old Days吗？但如果这样的话，选择那个年代岂不有点诡异吗？那个年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好”呢？当然，我们可以强行辩解说，将美好的东西（乃至美好东西的被毁）放在一个糟糕透顶的环境中，不是更能体现悲剧意义，并激发我们对美好东西的爱惜之心么？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要成立，需要作者行文之时更着重铺陈美好的东西，而尽量回避对不好的东西的渲染。比如《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就有那么多美丽、舒畅的描写，而十分刻意地回避众多血腥的场面——就连最后的饭店枪战都被描写得非常清淡，更别提最后M. Gustav的死去了。

但《文城》的用笔显然正好相反，整篇文字充满压抑、愤懑、不甘的味道，看完后我的感觉是想忘记这样的描写，也就顺便将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忘记了呀。

最后，我不得不说的是，小说对一些细节的“收拢”显得极度不够并草草收场。试举两例。

117页写道：

（李元成向林祥福女儿求亲不成，说道：）

“记住我，李元成，将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难了，就拿着报纸来找我。”

这段话说的很有“千金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味道，但后文不再回溯。很遗憾。

更大的遗憾是对陈耀武的描写。

从陈耀武顶替林百家被土匪抓去，他从容地对水上漂说：“我的（赎金）昨天就说好了”，到141页陈耀武很仗义地到王先生那里上课止，我一直觉得陈耀武一定会是个人物。但后面的描写急转直下，他的“勇气”被用在搭船来回两地看完林百家这件事上。最后的陈耀武就泯然众人了。

即使我们知道现实多半如此，但既然前面已经花费相当笔墨描写了陈耀武，如此草草收场也很是让我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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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本书都如重磅炸弹般，让我们震撼。同时，作者写作文字的动机永远不会为我们所知。

《文城》一书，在我看来，可能就是那个穿越了势垒而来到我们这一边的那个“小球”吧。

这本书我一直以为出版不了了。我是17年3月份交的稿件，到21年1月出版，整整4年。由于稿费早就结清，所以我也就不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任何希望了。

• 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实施。
• 2018年5月1日，《GB/T 35273-2017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生效。
• （2018年，GDPR成为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法律）。
• 2020年10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生效。首次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原则，界定了个人信息的概念，列明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基础，规范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以及行政机关的职责。尽管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予以解决，但《民法典》为该领域的未来立法奠定了基础。隐私权第一次上升到“人格权”。

虽说中国在数据保护¹立法过程中，起步比欧美国家晚，但可以看出其追赶的步伐很快。

通过比较欧美的立法，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和框架是不同过。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在立法过程中借鉴了（或者更多地借鉴了）哪套系统？

我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总结成如下的一个表格：

看得出来，中国因为采用大陆法系，所以更偏向与同样采用大陆法系的欧洲（英国除外，反正英国脱欧之后也不受GDPR的影响了）。其核心点是：政府是老大哥，担负起数据保护——也就包括隐私保护——的最终负责人，但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心机构对此负起核心功能，也就是说，用户如果认为自己的数据（隐私）受到侵犯，就必须自己找到那个部门。

但我怀疑，众多涉事其中的部门会以数据保护为借口，拒绝承认或者消极配合，从而使得用户追溯的难度极大地被提高。最后如果因此对政府提起诉讼，我看是很难会得到支持的。这方面的判例还太少，法律条款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特别地，上表中“消费者”一词明确地限定了数据保护和隐私保护的主体，而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怎么说都不是“消费者”和“供应商”吧？

因此，在一些评论中，这被批评为只对“私人”企业进行了约束和限制，却没有进一步明确政府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责任。

再简单地谈谈“遗忘权”。美国法律界一般认为，遗忘权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侵犯。脚注2中的案例1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他们的担心是，一旦遗忘权获得法律认定，那么所谓的极权国家就可以以此要求搜索引擎删除他国用户可以访问到的资源。原文是：“欧洲的数据管理者不应被允许做出这样的决定，决定世界上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时该看到怎样的内容。【法庭】必须限制遗忘权的范围，以保护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权力使其获得在线的信息。”

脚注2中的案例1发生在中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浏览。这个案例也算比较新的，感觉对未来的相关案例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虽然是大陆法系，但是目前也渐渐出现“循例”的趋势。我不是法律专家，所以无法就此作出进一步分析，只能拭目以待。

不过，“保护”不等于“隐私”。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微信、其他应用或者线下的一些表单中提交并被保存的数据，都会被保护得很好，一般而言不会出现黑客攻破了后台而整个被盗库或者某个服务商的文件仓库被偷盗的风险。这些数据中肯定有你的“隐私”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是不是也有”隐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正确的状态应该是：既有对数据的保护，使得未经授权的访问者无法访问到这些敏感数据，也要防止数据被授权地“滥用”、“贩卖”。我认为，这才是数据保护最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