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的《生于一九八四》是我今年九月份承蒙编辑而拿到的书。一直答应编辑大人要写一个读后感，可是从九月开始就一直忙着一本书的翻译，而多出的闲暇时间也贡献给了各类游戏和社交活动。于是只能趁此次北京之旅在路上行匆匆一读了。
（扯远一点，此次北京之旅，可以说是“四大名社会京师”。我约见的都是和我有合作关系的出版社：人民邮电郭光森《缠绕的意念》，电子工业郭景瑶《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和《科学与技术》（暂名），三联李欣《生命的色彩》（暂名）。中信曹萌瑶《搜索》（暂名）因为突然有事没能到场。）
1984是个很神奇的数字，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年份。这一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金牌获得零的突破。乔布斯在超级碗现场播出著名的Macintosh广告，向（当时的）PC巨人IBM发出了挑战。1984也是乔治奥威尔预言人类将陷入极权社会，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的那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极为关键的年份。
作者就出生在1984年。
我得知作者倒是因为她那篇获得雨果奖的作品《北京折叠》。按照惯例，写了读后感，并表达了我的不满——因为我没能看出科幻的味道。
那么现在我来说说《生于一九八四》。
这本小说应该归于半自传体。第一人称写成，共有三条线：“父亲”的努力和拼斗，在海外的飘荡；“我”个人的成长；和脑海中那个“温斯顿”的交流和斗争。
“父亲”代表了超我。他的经历是“我”心中隐隐向往而又不可及的。他经历了人生精彩和疯狂种种，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出国了，而在那个年代能出国就是成功）。“我”就是本我，老老实实的生活，（总体来说）平平安安的人生，有理想、有抱负、有爱情……想飞、想潜水、而最终会脚踏实地地走着。“温斯顿”是自我。它对一切都不服，撺掇着本我的反抗和斗争，并将自我拖入分裂的精神状态。 “超我”孕育了“本我”——所以在小说里“他”是“我”的“父亲”。但是“超我”是理想，“自我”是现实，从理想到现实要经历的不是其他的东西，正是“苦难”。
于是“母亲”就是“苦难”的具化，不仅是基于母亲生下孩子需要经历的痛苦。在“父亲”、“母亲”和“我”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庭中，也只有母亲才能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身份了。
小时候的父亲总是无所不能，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在厂里是优秀的工人，在家里是核心。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会修的。他是孩子心中最高大的那个形象。
母亲的形象会柔弱一些。但是她的形象永远会和那些代表人类最高品德的单词联系在一起坚忍、不屈、善良、美丽、温柔、大方、贤淑、得体、体谅……她也是家里最苦的：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她服侍。可她也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做。苦难加身，也因为苦难加身，方才能更加凸显她身上的那些美德。 父亲与母亲结合，生下了我；超我经历了苦难，而形成了自我。这是《生于一九八四》最深的结构隐喻。
作者把握文字的能力不错，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刻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没有任何大男子主义地说一句），长篇大段的论述和剖析真的不是女生的强项——就像写科幻也不是女生强项一样。
小儿幼时作文，仅平铺直叙，结尾加上一句“今天真是太高兴了”作为结尾。年岁渐长后，开始有心理描写、内心活动。如今到了高中，开始要写议论文，要开始学会以第三人称视角切入，分析问题。
而我如今，除非是专门写评论文章（如此文），更愿平铺直叙，只说而不评。
评论或者分析太多往往有一些坏处。最大的坏处在于，作者本人和“我”就没法脱离开来。而这样的紧耦合会给写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 分析得不好或者分析得不到位，还不如不去分析。
- 分析得太好，读者就会有疑惑：你能分析得那么清楚，怎么在行动中那么“糊涂”？
一般老练的作者往往是用第三人称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主人公是一个“他”，于是大家对主人公的了解被作者生生加了一层障碍。而大家还是特别想去了解主人公，于是只能在作者的旁白和分析中得到一些线索和提示——殊不知更老辣的作者更会在这样的分析和旁白中加入更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似将你带出迷宫却把读者扔进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网络之中。聪明的读者有时能识破作者的诡计和把戏，于是和作者展开精神上的交锋。从作者留下的一些线索出发，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除非作者都不知道他要些什么，或者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他要写什么，这样的游戏一般总是以读者的胜利和作者的“失败”结束的——作者写下大结局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主动被揭穿”的准备。
《生于一九八四》显然不想这么做。在交代完自我的生活历程后，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小说主线发展到此噶然而止。
是“父亲”回来了吗？如果是，这是要象征超我的回归并与本我进行和解和联合吗？如果不是，那么除夕之夜又会有谁能贸然去敲一家人的门？
到了我这个年纪，看小说就是为了看小说。从情节的安排中看出种种规则是我的乐趣之一。
人老了，能有兴趣去做的事情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