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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碧血剑》讲明清的交替，《鹿鼎记》讲康熙，《书剑恩仇录》讲乾隆。其中都讲到汉族反对满族统治的战斗。这“反清复明”的过程也算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中我想到了这么一些点，趁着还记得住，就先写下来。

1. 换朝代当然就是换人——不是简单的换皇帝，而是换了“别姓”的皇帝。而且明清交替更是换了“外国”人（至少是外族人）当皇帝。
2. 要“复明”就是要回到原来的朱皇帝。
3. 不论“朱皇帝”本身能力如何，皇室血统的正宗与否才是最根本的考虑因素。
4. 这一个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演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联姻，通过政治世家之间或与政治世家的婚姻关系，从而获得晋身仕途的路径；其二是扩大化的领域，政治联姻不一定非要体现在仕途，而是向企业、经济领域拓展，从而获得超经济的利益。
5. “血统”的甄别实际上表明，中国在历朝还是人治重于法治。虽然不否认一直有“好”皇帝，但是这个好首先要皇帝好，然后他推行的政策才会好。而不是一个政策体系好从而（近乎自然而然的）催生了“好”皇帝。
6. 当《鹿鼎记》的最后写到众多名士要推举韦小宝来当皇帝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就有点像福尔摩斯的名言：当排除一切不可能后，剩下的再怎么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了。

最后，我想起了《侏罗纪公园》第一集最后的情景，霸王龙厉声咆哮，一个横幅飘下，上面赫然写着：When Dinosaur Rule The Earth.

看完了《中国通史》第八编，讲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和汉朝一样，都是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国通史》第八编第13页这样写道：

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千古一人。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既对地主豪富怀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严肃考虑新王朝能否巩固以及如何巩固的严重问题。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对他不忠。在位期间，对地主豪富、开国将领和大小官员一再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广加杀戮。明太祖的专制统治显得较前朝更为酷虐。

可是，封建体系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要衰亡的。原因当然可以列出很多：继位的皇帝“一蟹不如一蟹”，王宫贵族的骄奢淫逸，大臣们的昏聩腐败，阉宦的擅专，外戚的干政，地主的盘剥，外敌的崛起，底层人民的起义反抗……

可是，这些原因都还没有接触到本质。历朝历代都不乏开明的中兴之帝，贤达的王室，聪敏的大臣，正直的宦官，体恤的地主，孱弱的外敌，温顺的人民。可是一个朝代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而最终被另一个朝代替换。难道这样的更迭没有任何共同的规律？

以前在公司打工的时候，是非常擅长challenge的。“为什么今天只有6000片板子？”“为什么生产线会DOWN？”“为什么料没有从仓库里PULL出来？”“为什么这个PROCEDURE还没有定下来？”……

Challenge是很正确的做法，有助于帮助我们在工作时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并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案。这样做的方法、工具和过程是很标准化的，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4M法，PDCA法，6σ法，鱼骨图，Pareto，SPC等等。 我也很喜欢这样和我的同事们讨论问题。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TEAM LEADER。

Challenge，特别是我推崇的“Healthy Challenge”是组建高效团队的不二法门。

可是，我发现我很难challenge我自己。我所受到的challenge都来自我的上司。我自己很不乐意对自己进行自我challenge。

如果一个体制决定了我就是拥有最终话语权的人；或者，一个体制决定了我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的最终代表，那么我想我也是不会对自己进行任何challenge的。为什么？对一个人的思维了解最深的人，当然是他自己。有个笑话（虽然是织女星系的笑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日，张飞与曹丕于两军阵前相遇，丕伸一指。飞见。伸三指。丕复伸指做八。飞将大腿一拍。丕乃逃。 丕回营。操问之。日：我与张飞说：我要一统江山，他说：我要三足鼎立。我又说：我有八十万大军。他一拍大腿，就要杀我，我就回了。 再说张飞回至营中。备问：何如！ 飞乃日：丕乃流氓也！他伸一指问我一夜能做几次。 我说三次。他说他一夜能做八次。我大腿一拍说：把老子的胯子吓软了！他却跑了！

对自己的challenge势必要接触到自己最隐秘的思路，其中可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所以challenge自己是最难的事情。

汗，如果读成第二声，那么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辞海》语词分册573页的解释为：

可汗：亦作“可寒”、“合罕”。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公元3世纪时鲜卑族中已有此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始于公元394年或稍后。柔然首领社仑称丘豆伐可汗。宋元以后汉文史籍中省称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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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如果读成第四声，那么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汗腺的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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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两个不同读音的意义混合起来使用，那么就有了“汗，狂（大、暴）汗，瀑布汗，成吉思汗”这样的递进关系，用来表示一个读者在看到一个弓虽贴后的心情的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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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朝，我对它的了解限于这么几处：

一、它的版图是相当的大。 二、它在中国统治的时间是相当的短。 三、它的“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 四、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宋、辽、元、金这个时期出现频率非常的高。计有射雕三部曲加上天龙八部。 五、有那么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在元朝时期到过中国。 六、有那么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伊泰洛·卡尔维诺的，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和他的冥想，写成了著名的《隐形的城市》。 七、这个朝代的命名来自《易经》中的“乾”卦：

乾 乾，元，亨，利，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上。

这个“乱”当然不是黑泽明（Akira Kurosawa）的那本电影，而是我看完《中国通史》第六编后的感受。

土地还是这块土地，而归属却经历了数次易手。所以，我觉得，单纯看这片地盘是谁在统治，从而得出中国的历史不过区区若干年的结论是仓促了一些的。

人种基因的延续也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判断依据。据说当今欧洲人的血统中也有当年成吉思汗的Y基因存在，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欧洲国家将自己的历史从元朝西进时开始写起。

所以，只有文化和经济的延续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连贯的线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搞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22页。）

而文化的传播必然要受到经济的左右。文化本身的价值需要依附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大家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那么文化生活就会贫乏，更何谈文化的输出和影响；而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文化的输出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模式的输出。

如果经济模式本身就是扭曲的，那么文化就必然是扭曲的。而在这样的模式下产生的文化，还不如称之为“舶出文化”，因为它的目标大众不是支撑这个经济模式的芸芸众生，而是制定这个经济模式的若干精英；或者套用比赛场上的行话，就是讨好裁判员的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滋生，大到可见的艺术形式以及婚姻择偶；小到买书听CD以及网络浏览。

当我们在愤青的时候，我们在破坏；而当我们不再愤青（或者有条件的愤青后），我们开始建设。但是，当我们自以为是在建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破坏更本质的东西——这时我们要么是自觉的，要么是被引导的。而不论是自觉的，还是被引导的，我们都不会承认我们在破坏。

中国在四大文明中，能延续至今，其延续的内涵本身就是文化本身。也许这N千年的文化延续最终妨碍了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别忘记了，这个“现代化进 程”是由另一个文化体系定义并传播的。当然，如果更深一步想，我们也许最终不得不承认，“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先不讨论这个概念本身应该有怎样的界定）是无法在这样一个封闭和自包含的文化中产生并广为传播的了。

而如今，当沟通的壁垒已经不再存在，文化的沟通“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犹如黄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判定我们是劣势、他们是强势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所有的阵地。

在我相对有钱的时候，我也非常优雅：当我身处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也会带有高贵的怜悯而付出甜美的微笑。

而可惜的是，我看不到这样的洪水泛滥什么时候才是终结。而你，我相信，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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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先出去一会。据说邻村的张婶出事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中国通史》第五编时一直纠缠着我。那就是改还是不改？

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在改革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对于改和不改真的很难判断。所以，也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改和不改最终都是对利益分配的控制。不论是改的一方，还是不改的一方，其底限都是如此。因此斗争的精密性、可妥协性/不可妥协性、流血可能性，都是由这个底限来决定的。

我相信辩证法，任何东西都是有两面的，英语里可以说成是：pros & cons。所以，任何改革措施（以及它所针对的要被改革掉的措施）也是如此，都有自己的pros & cons。按照所谓的历史观来看，判断一个措施（无论是改革的还是被改革的）都要放到当时的那个所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而且所考虑的历史跨度越大，就越是能够“平滑”其效果，也就越能看出效果。

这个问题要展开的话，太敏感了，又正值儿童节，还是不要谈深刻，谈幼稚好了。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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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RY，还是有下文的）

在饮水思源上瞎逛，看到了一个QMD，虽然不是100%原创，不过也很有意思：

我要感谢:莱布尼茨、泰勒、霍尔、傅里叶、贝叶斯、基尔霍夫、科里奥利、莱茜、薜定锷、拉普拉斯、西门子、奥本海默、箔松、韦布尔、切贝雪夫、拉格朗日、劳斯、梅逊、伯努利、法拉第、开普勒、哈密顿、马尔可夫、库仑、达朗贝尔、伊凡思、圣维南、巴特沃斯、奈魁斯特、伯德、尼柯尔斯、贝赛尔等等这些我熟悉或不熟悉的、曾出现在我脑海中现已忘记或仍在记忆中的异国友人：每当夜深人静时，是他们陪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单的夜晚；在我状态低迷没有手感时，是他们适时地来解救我……

儿童节到了，想想还有什么小时候想干但是一直木有干的事情，赶紧去办了吧。

范老在《中国通史》第四编说到：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来，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众）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后，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p247）

所以，“一死百了”的说法是很普通的，“一死百了”的做法也是不罕见的。这正是因为不知晓死后的事情，也就不惧怕，不关心了。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的3.3.3“学会死”中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件事就是不应该把死与不存在混为一谈，死的概念涉及到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也涉及到与其相对应的死之后的漫长岁月。生之前我们属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那个范畴，有可能发生或有可能不发生。而死之后呢，我们则属于不可能那个范畴，包括过去不可能和将来不可能（这时我们完全属于不可能那个范畴，对过去我们已不可能施加影响，对将来则不容我们再施加影响）。

既然已经“不可能”，那么对死的无所畏惧就是统治阶级所不愿意看到的了。

于是，宗教就不约而同的都有“死后”的说法，更有“前生、今生、来生”的说法。

但是，我真的能完全抛弃“死后”的想法吗？父母已经先我而去，我还想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不管是哪个）尽我的孝道；倘我先离尘世，对妻、子我还想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不管是哪个）尽我的夫道、父道……

也许我对宗教的畏惧只能到这个地步了。

清明前曾经给父母上了次坟。后来奶奶去世，火化后就直接热葬了，于是又去上了次坟（我外公、外叔公的坟，爷爷奶奶的坟，我父母的坟都在一个公墓，而且靠的很近）。 上次给父母上坟时，我将我做的“任氏有无轩”（包括藏书管理、BLOG）站点，我编写的藏书管理程序，都刻到了光盘上，还将当时所有的藏书目录打印出来都作为给父母带去的祭品。我将它们封在一个塑料口袋里后就回去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再到父母的坟前看了一看。东西倒都还在，只是前两天下了场雨，打印出来的纸张都有些模糊（我用的是喷墨打印机）。我的眼眶突然一酸，眼泪再也不能抑制的掉落下来。

有次，我梦见我死了。

我不想能活的更好，只想能安心：安心的活，安心的死。

耶稣曾经这样呼喊：Eli, Eli, lema sabachthani? 我竟凭借着我这微薄的愿心，而期永恒的慰藉，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愿吾神爱我，永不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