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MiyaBar首次正式活动上的演讲稿）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们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经典。
我先说说我们为什么读书。
我的微信里有374个好友，20几个群，很是热闹。每天阅读Time Line需要占用我大概40分钟的时间，这还不包括深度阅读文章的时间。我们健身、走湖、八卦、音乐、电影、秀美食拉仇恨、晒照片表示看过了这个世界——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各种理财产品关心着我们本来就不那么鼓的钱包……可是很少有人晒读书，最多只是转帖别人的读书笔记而已，有的甚至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章。 读书真的这么不健康？这么不容易吗？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读书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产出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消费的过程。而我们已经习惯，或者说下定决心进行快速消费，却不愿意定下心去进行慢速产出。
电子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爱人、情人和怪人》讨论的是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爱，特别地，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话题），最后还谈到了同性恋。
作者吴宝沛是另一本书《猿猴的把戏》中译者。
书中罗列了很多观点，但恐怕部分是限于篇幅，部分是限于对其的掌握，众多观点都没有深入展开。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一个博物馆的引导员，匆匆带你从中国馆走入埃及馆，再赶往印度馆……每处的讲解只能限于“此乃中国商周作品，做工精美”的程度。万花丛中过，总得片叶沾身，于是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最短的篇幅内（不含参考文献和名词注释的正文为329页）讲述最多的理论，作者不加任何评论，只是描述。读者如何去判断去甄别，将交给读者去完成，至少我们知道了有哪些理论，又大概讲了什么。这有点像读英国文学的研究生，教授只是开给ta一个书单，上面林林总总有几十号作家的名字，你自己去看吧。
研究人，是最难的。常言说“人心隔肚皮”，与人交往只能通过其当面的言谈举止和事后所做所为的影响来加以判断。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研究的还是人类生活中最隐秘的性以及性相关的话题，更是难上加难；而且研究的课题中还要包括常规看去异常的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更是难。
从动物界的行为来推测人类行为往往是不可靠的——哪怕这个动物与人有多么的接近。这是我对书中大量引用的动物界例子表示有兴趣但是不会将其引申到人类社会对等（其实说“对等”就有比较的意思）行为加以类比、延伸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书中也极少提到，就是性行为本身给双方带来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愉悦和快乐。从这点上说，也可以部分解释男性为什么更容易去寻花问柳。也可以部分解释同性恋的原因：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当然是同性因为有着同样的构造能100%地知道和了解。
社会行为是个很诡异的学问。从心理学这门社会科学出发回头去解释社会行为，有点“用三角函数来证明勾股定理”的感觉。如果再回头去解释自然、生理行为，更是在用三角函数证明结合律一般。
我更愿意从最基本的社会学原理出发，从更基本的自然科学原理出发，来解释社会学原理——当然，如果你掌握了谢顿模型就另当别论——可谢顿模型也是数学模型。
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研究社会学，我更有野心看到我们的社会学家能从若干社会学公理出发，经过严格的推理和逻辑，来发展出一个社会学体系。它应该能解释这个社会的众多现象。
一本书，如果能讲述出新的理论，是上上上之作；次之，罗列各类理论，进行横向纵向比对，加以判断，可算上上之作；再次，只是罗列之，但作者还算加以删选，避免过于糟粕的东西流出，还算上品。
我观本书，可列入上品之流。但以作者曾为《猿猴的把戏》翻译一点出发，似乎这样的要求过于低了一些。
让我用维吉尔的牧歌中这么一句经典的诗句来结束本篇评论：
Omnia Vincit Amor, Et Nos Cedamus Amori. 爱战胜一切，我们也必得向爱屈服。
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看完了高文谦的《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其中文原版是《晚年周恩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以上文字来自维基百科周恩来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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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了解政治是多么的黑暗，党争又是如何的没有原则。
此书在中国大陆成为禁书，绝对不是因为一般人所认为的：揭露了文革、批判了文革；甚至也不是因为将周恩来拉下“神坛”，揭露其自私、懦弱的一面；当然更不是因为史实不清、有误等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或者说也只有一个： 将政治最黑暗的那面，将党争最无耻的那面暴露了出来。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