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朔爷的《起初·纪年》，总觉得哪里不对。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朔爷怎么就想到写那么远的事情。
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确切地说是2021年3月14日）我也有类似的疑问。那时我刚看完了余华的《文城》，写下了一篇评论《量子隧穿效应和余华的《文城》》。在其中我写道：
那么，余华是想像《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去回忆那些已经回不去的Good Old Days吗？但如果这样的话，选择那个年代岂不有点诡异吗？那个年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好”呢？当然，我们可以强行辩解说，将美好的东西（乃至美好东西的被毁）放在一个糟糕透顶的环境中，不是更能体现悲剧意义，并激发我们对美好东西的爱惜之心么？
通篇看下来，我最期待的两个精彩点都写得非常之不堪。
第一个是苏武牧羊。虽说苏武要到昭帝之时方才归汉，但他出使匈奴毕竟是武帝之时的事情。如果硬掰说，本书写到汉武帝薨为止，那么全书也不该出现后代史家之评述。
第二个是司马迁受腐刑前的一些故事。此段恐怕不见诸于各类正史、野史，完全是朔爷的杜撰。通读全书，最令我诧异、反胃之处就是这段。
由此可见，朔爷写作本书之意根本不在历史和历史人物本身，也根本不在意历史的厚重。
历史的厚重，也许有不少要归根到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食物链顶层，但在我看来，史家留下的文字历千年而弥新，读来或扼腕或击节，嬉笑怒骂之际，所得可佐谈资，更可以史为鉴，在评论古人得失之时，未尝不可作为今日行事之良助也。
读历史，我更喜欢读大历史，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黄仁宇。此人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都是我印象深刻的作品。由此，对所有自称通读历史、却囿于陈述细节的写作方法颇为不喜；而对于陈述细节之余毫无“纲举目张“之行的写作方法，更是深恶痛绝；若所列细节于我理解此段历史时所持的个人观点全然相悖，或者此类细节无法支撑一个自洽的逻辑进程，那我只能蹙眉扶额，叹一声“可怜”了。
换句话说吧，这本书换做如下两种写法之一的话，我都会更加喜欢：
- 少掉一些书袋，按照朔爷自己的逻辑，在大关节处保真的前提下，天马行空地行文，以古谕今也好、沉湎怀旧也好，以朔爷的文字功底，会是一本耐人寻味、经典的书籍。
- 保持掉书袋，按照朔爷自己的逻辑进行斧削，谈清楚一个、两个（三个最多，不能再多了）问题和观点，那会是一本振聋发聩、经典的书籍。
（本来应该有第三种写法，但这个写法无异于将《史记》、《汉书》白话化。想来朔爷不至如此无聊，故不提。）
看历史多了，难免就会代入。朔爷也不能免俗。即使他改用了第三人称，通篇还是“我就是刘彻”的调调。
切记：历史读得再多，我们也千万不要进行“代入”这个操作。
全篇中的京片儿也是我很不喜欢的地方。读书本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还要动足脑筋去学习这些字我都认得、但就是不知道是啥意思的所谓“现代通假”，实在是一件本不必如此的事情。
杨绛先生写过一本《洗澡》和一本《洗澡之后》。我对《洗澡之后》的评论归结起来有两点，对朔爷这本书同样适用：
对一个作者的喜爱，往往不一定要喜欢他/她的每部作品，到了一定时候，就是“收藏”——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机会与我们仰慕、喜爱的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书信上的交流，于是不免“得意”于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看过。再不济也能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有收藏。
苏州人老话说“老小老小”：越是年纪大，越是像小孩的做派，越是要当小孩哄着。
所以，权当是大家哄着朔爷吧。
（全书2星，朔爷的分量加1星，计3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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