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序言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读诗的人。当年很认真地看完了《莎士比亚全集》前几本，但看到第六本的时候，只是咬牙看完了《维纳斯与阿都尼》以及《鲁克丽丝受辱记》后，再勉强看了几篇《十四行诗》后，就放了下来。

后来，看了一两位确实有大影响的作者的诗作，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兰波的《地域一季》。然后就戛然而止，再也没看过诗作了。

太太有位很亲的表妹，在北京担任编辑工作，前几天给我寄了一本她担当的新书《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全书约28万字，断断续续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了。

按照作者后记的说法，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他“博士后”的论文，而且作者希望改变这种高级别论文固有的“死板”写法，用一种比较散文的方式将中国新诗的问题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从目录来看，作者涵盖了很多方面：从理论到实践（写作），从本体到环境（含意识形态），探索了诸多的问题。

我读诗很少，所以不敢妄加点评，更不能基于我读的少量的诗就新诗本身的问题进行任何评述。好在，有一些文学乃至更基本的文字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两句的。

时代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本书比较后的部分提到的：

自近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与‘“主题”接踵而至：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文化革命乃至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文学及诗歌似乎被先在地设置了一定的主旨、结构、样式，等等。 …… 也许，部分地由于上述严峻的历史情境的催迫，部分地出于对古老“诗教”观念的尊崇，在很多现代中国诗人那里，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当然，作者也提出了另外一些现象，说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的另一方面。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很难发现的本质性问题，而作者的分析也不够深入。

正如梁实秋在《英国文学史》中一再提到的：

文学作品只有描述那些亘古不变的人类的最基本的情感、活动，才会万世流芳。

作者在上文中提到的那些“主题”，自然是可以进行描述的，但需要注意的事这些主题反应了怎样的、更根本的“情感”和“活动”？

激情算一种“情感”吗？算。但激发这种激情的，有更深层、更基础的情感在。人们反剥削、反压迫，是因为追求更底层的自由——即使他们也许不能意识到、不能去准确地定义这样的“高阶”概念。但他们会从common sense出发——并套用一位最高法官所说的一句话——They konw it when they see it.

激情和鼓动激发的进一步的情感和运动，不会长久。只有遵从最基本的元规则，并以此出发，才会使得如此激发的情感和运动更为长久。

文字的缺失

你永远无法否认，文字的缺失是更严重的问题。

十几年前，上海有位立波旁友，以“海派清口”闻名一时。我看过他的一些演出，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北方演员夹杂着上海话表演，还是一个上海演员夹杂着普通话表演。这一表演语言基础的缺失，确实体现了上海话在小品（幽默、脱口秀）中的天生劣势。这点，是没有办法不承认的。因此，妄图建立在这个不牢靠的基础上的上海本帮特色必然荡然无存。

诸位读者老爷不妨将里面的地方指代加以扩大，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担心”和我的“判定”。

那么，在这个问题已经成立的前提下，我们自然要去思考一个更深度的问题：造成这个劣势的原因何在？

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因素。

客观来说，中文的文字结构和西文的拼音结构根本不同。拼音文字在创造新的字（和词）的时候，应该是更简单一些。而汉字构造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到了现代，在我印象中，只有形声用的比较多（比如在构造元素名称，如“镭”、“铷”等的时候）；到了词组的时候，更多地要借助拼接（动宾、主谓等）。所以，一个西文新字（主要是英文新字）引入后，就要拼个新词来指代，至于其中可能存在的subtle loss就只能暂且不论了。

为什么会有新字的出现？为什么会基本引自英文？

思想的发展。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发展了，就会逼迫文字发展，发展出新字来“表示”新的思想。新的思想是新的文字的充分条件。其逆否命题同样成立。

这也是我一直主张学一门、更多门外语的重要性。

（今年4月第一次给独墅湖英语角做英文分享的时候，我的题目是The Importance of being polyglot¹，其中提到，目前英文中来自日文的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强于来自中文的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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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命书判定，我今年犯太岁又好像加水逆。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敢“放肆”，安守“本命”。看书应该是其中一个我能稍微放肆一些去做的事情吧？

我看这本书，是想印证一些问题和一些近期的现象。那么我是不是有了收获呢？

简介

《叫魂》是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9.9——2016.2.11）为数不多的大作（另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之一。

这本《叫魂》，出版于2014年，如今已经印刷了32次。平均每年要印三次。此书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而该书豆瓣的评分高达9.2分，亦可见其受认可程度。

年初二的时候，太太和我走到网红书店先锋书店，就顺手买了一本，很快就看完了。

故事梗概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江南一带出现了一个“可大可小”——为啥说可大可小？我稍后再说——的现象：

据民间报道，有一些可称之为“无业人员”的人——主要是乞丐和僧人——伺机（往往通过喷洒迷药）割掉人的辫尖，（据说是要）从事一些危险至极的“妖术”。而被害人往往出现健康问题、严重的甚至会昏迷乃至丢掉性命。这一类行为被民间“恰当地”称为“叫魂”。

民间的反应

民间的反应有两个趋势，在我看来都很”常规“。

一个常规的反应，自然是：防卫、举报、私刑；而另一个常规的、也是在中后期出现的反应则是：利用、中伤、陷害。

应该说，对于“广义”上的叫魂，民间并不陌生。民间早就习惯了人会“丢了魂”的说法。小孩子“失魂落魄”后，民间有一些流传已久的仪式和做法，试图将孩子的魂叫回来，而且据说往往颇有效果——虽然很难由此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形式的叫魂，作用是积极的，也是将魂叫”回来“的过程。

而被举报的“叫魂”则是恶意的。据称，这些无业人员或出于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受人指使（在金钱和胁迫的作用下），剪掉辫尖是为了进行一些举动，窃取人的魂并进而将其附在纸人上，从而实施诅咒、盗窃等不法行为。这种形式的叫魂，目的是恶意的，更是将魂从人身上叫“出去”的过程。

因此，从个人来说，要进行恰当的防卫，并积极地向官服举报任何可疑的线索，甚至不妨对被抓现行的所谓“罪犯”处以私刑泄愤。

随着官员以及最终皇帝的介入，第二种反应也就自然产生。

正如书中提到的（p284-285）：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这是对第二种“自然”反应的最好解释。

官方的反应

官方的反应首先是出于其被赋予的职责，然后也是出于其被赋予的职责。

无论是怎样的政府，“爱民护民”都是不二的原则。所以，地方官一旦接到如此的举报，一定要严肃对待，认真调查，抓捕嫌犯，严加审讯，澄清真相，消除恐慌。这是他的职责。

但是，地方官毕竟与一般百姓不同。他受过严格的教育，对事理的分析更有着远超平民的判断力和逻辑能力。所有的所谓“叫魂”案件，只需稍加分析，总有一级地方官可以判断出：不存在被剪了辫子与失魂的关联，也没有严格的因果链证明后续的各种妖术与丢魂丧命有着关系，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教主”之类的人在背后策划者惊天的谋反。更不会与小民那般有着“切身”的担惊受怕，害怕这样的举动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无论如何，“爱民护民”——即使他们再怎样看不起这些草头百姓——是他的职责。

但是，他只是整个官僚体系的一环，只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一旦皇帝出于种种原因对他（们）的处理不满，（由于皇帝的干预而出现的）非常规官僚体系中的运作要求——周雪光所说的“运动式”管理——将超越官僚体系中的常规运作，向上负责就成为官僚们的唯一选择。瞒报或者做出皇帝不赞同的”轻微“处理的性质不再是渎职那么简单，而是”欺君罔上“。

因此，出于其被赋予的职责的更深层的性质——他的官职是皇帝赐予的，自然也可以被皇帝拿走——他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

皇帝的反应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汉族”的一个皇朝。皇帝是异族的代表人。

所谓的统治合法性必须体现在两个方面：“我”比明朝的皇帝好；“我”能让人民活得比明朝好。

到了乾隆年间，“反清复明”已经已经成为“过去式”，不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但满人汉化已经不可逆转。同时，社会的一般性问题（人口暴增、阶级分层等）也开始摆上了台面。

另外，清朝建立伊始，就强迫所有人剃头留辫，作为对清朝“效忠”的一个前提。

“叫魂”事件中，剪去辫尖这个行为就变得特别有含义了。

从自然角度说，人的头发可说是人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了——倪匡曾经有一篇科幻小说《卫斯理·头发》，其中异想天开地提到了头发的作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但却被清朝的皇帝赋予了一种政治含义：对清朝的“宣誓效忠”。

如果你是一个反清复明的人士，你剃不剃头呢？如果你拒绝做出这一显然的行为，那么风险太大，很大可能活不到你讲出“反清复明”这四个字，还可能连累周边人，并受到举报；如果你剃头呢？那么你已经被“阉割”了一次。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皇帝将你至少在某个层面上降到一般人的地步。

（关于长发、短发、光头的象征意义，书中第73页有个脚注，引用了艾德蒙·李奇的研究。）

弘历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个事件：他必须迅速处理这个事件，找出（如果有的话）真凶和幕后主使（“既要”），同时不能引起任何与“叛乱”有关的联想（“又要”）。另外，他还想通过这件事情的处理，考察下属的能力（“还要”），并保证皇权在必要的时候不至于不能介入（“更要”）。

这就是弘历在处理叫魂事件时的终极思路。

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p82）

贯穿始终，弘历的要求是：“毋纵毋苟”。但“至于在这样一场凶猛全面的清剿中如何才能避免伤及无辜，弘历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各省官员去伤脑筋了。”

官僚体系有着常规权力，这是一种来自君主的授权；但弘历必须保证，他才是那个最终能实施“专制权力”的人。“运动式”管理的发起，从而完成对常规权力的override，这个人只能是弘历他自己。

当然，这种专制权力的实施，必然会受到常规权力的抵抗。书中的265页提到了官僚们应对专制权力干预的四种方法：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这也是弘历最为不满的，因为对他来说，这直接就构成了“欺君罔上”，但弘历也更为清楚地知道，只要这套官僚任命的体系继续存在，那么这些“抵抗”就是其自然的属性而与个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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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孔飞力的观察是新颖、细致、深刻的。

在本书的结尾，孔飞力提纲挈领地进行了总结，我认为这段文字非常有力和警醒：

我并非建议，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专制权力的某种“宪政”制衡。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本书书评毕。

（2020年5月28日，我在我的博客中，立了一个小心愿：50岁-59岁这10年中，要看完50本书。今天点评的这本《古巴唐人》正好是第50本。

其中：

• 2020年：12本
• 2021年：13本
• 2022年：8本
• 2023年：14本
• 2024年：3本

过了春节，我才54岁。所以这个50本书的目标最后能变成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继续读书。 ）

去年在新居恢复了因种种原因中断了好几年的BT群河蟹大会。小泥巴送了我这本书。今天抽空读完了。

这是一本照片+故事的书。作者刘博智用了10年时间，多次前往古巴，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多代中国人及其后裔在古巴生活的小场景。他同时口述了采访的内容，并由黄丽平加以整理。最终在2022年出版发行。

莱辛在《拉奥孔》中对诗与画的界限的描述，在这本册子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刘博智用照片表述，并同时用文字表述。也就是说，照片可以和莱辛提到的画类比，文字可以和诗对比。

当然，一方面是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古代的一个雕塑¹往往要耗时若干年、乃至数十年才可完成，但相机、特别是数码相机的出现，使得拍摄一张照片再容易不过。摄影师可以一口气拍下数百张照片然后挑出最满意的那张。

诗的创作也差不多如此。当代科技也许很难帮上忙，但毕竟可以帮上忙。

也就是说：创作的难度明显降低了。

另一方面，莱辛所讨论的诗画区别，其题材都是可以归为史诗级别的人物和事件（比如拉奥孔的雕塑《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和诗《埃涅阿斯纪》）。而这里要讨论的东西也许有其自身的史诗内涵，但不是那么为人所知。所以，文字叙述就是不可获取的了。

莱辛引用温克尔曼的评论是：

温克尔曼先生认为希腊绘画雕刻杰作的优异的特征一般在于无论在姿势上还是在表情上，它们都显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他说，“正如大海的深处经常是静止的，不管海面上波涛多么汹涌，希腊人所造的形体在表情上也都显出在一切激情之下他们仍表现出一种伟大而沉静的心灵。“

在这本书中，大部分照片都有这样的特质。对生活的、发自天性的热爱，抑制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折磨和不平，使得他们坚强而知足地生活下去。

书中的文字非常平实，看得出来没有加很多的修饰。这些文字的存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充分展开了照片背后的背景。然而，这些文字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为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作了一个小传，让至少一部分历史不至于永远地沉默。在这个层面上，刘博智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件事情一旦隔了很多年，就会“淡”了，最后也就大概率被“掩埋”了。而如今通过作者的照片和文字，得以小小地还原了一下，让我与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巴唐人有了一些“错配的拖鞋”中描述的那样的感觉：

那位不知姓名的难友也许在几个世纪以前曾跛足而行。那末，帕洛马尔先生与他同样跛足而行，中间不仅隔着两大洲，而且相距几个世纪呢。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帕洛马尔先生并不因此而对他缺乏同情心，他继续穿着这双不谢吃力地走着，以慰藉他的这位已不存在的伙伴。

这可算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共情了吧。

（又：古巴是说西班牙语的。我发现我学了这几年的西班牙文后，其中的很多西班牙文我都能看懂了。比如下面这张照片中的文字：

意思大概是：This monument is erected in memory of the Chinese who fought for the indepence of Cuba. 1931年10月10日)

好久没有在Kobo上买书了，最近买了一本小书，也断断续续地看完了。

这本书有几个特点：

1. 多人写作写成，其中还有两位中国大陆的学者。当然，由于理所当然的顾虑，两人落笔都极为谨慎和委婉，有浓重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
2. 以CCP百年历史，分为10段，一段10年。每段都集中在一个特定人物——都不一定都是领导人——身上。比如，1990年代写了王元化，2010年代写了一个郭美美。
3. 和其他类似书籍一样，其参考的史料很多都是在大陆“限制级”的。

这本书的读书记录我会做（就是本文），但就不公开了。总体而言，和我之前看过的类似书籍的tone和感觉是一样的。

以下摘录一些句子。

1. We se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hopes and regrets, and most poignantly the contingency of history – what happened was not inevitable but came about sometimes despite the efforts of loyal Party members or ambitious Party leaders. This history is not predetermined, but neither is it random.
2. In early 1957 Mao turned to urban intellectuals to trim the bureaucratism of the Party, but the criticism from intellectuals turned out not to be limited to and aimed at local leaders, but rather was systemic and aimed at the Party itself.

3. Mao’s aim in the campaign was to compel all Chinese Communists not only to bow to his authority but also to accept his view of their party’s past.

   这本书买得很值。

终于能沉下心来看点历史书了。中信的企鹅欧洲史我之前看了两本（分别是《地狱之行》和《罗马帝国的遗产》。同时，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古希腊、古罗马，也翻译了彼得·希瑟的《帝国与蛮族》，所以干脆就决定不再等这一套九本的书出齐，从头开始先看这本《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古典欧洲和当代欧洲区别很大。现在我们看到的众多欧洲国家中，很多国家的历史很难追溯到公元1000年之前。在某种程度上，这为我们阅读古典欧洲历史“降低”了难度，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的历史就可以了。

我们一直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不过，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历史还是由更文明的人书写的——而一般来说，更文明的人也更能胜利，也就更能书写历史。

“特洛伊战争”及其直接后果构成了他们历史意识的上层，已然成为欧洲认同的基础。《古典欧洲的诞生》之所以要从特洛伊讲起，也就是必然的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特洛伊战争是神话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水岭。特洛伊战争之后，“神”退出了这个世界，“人”开始接管这个世界，从而进入了权力合法性从神性到魅力并最终到法理的漫长过渡。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令人惊叹地记录了十年特洛伊战争的最后几天，以及奥德赛回家的历程。与我看过的希腊神话和传说¹类似，如《希腊罗马神话》一书前言总结的那样：

如同神比人漂亮、比人高大一样，神的力量当然也比人强大。……神也能比人看得更远、听得更远。……但他们也得与人一样听命于身体的需要，也必须通过睡眠来消除疲劳，通过进食和饮水来增加体能。……有着肉身的神当然也和人类一样要经过出生、身体逐渐发育和思想逐步发展的自然过程。…… …… 就精神方面而言，神当然也胜人类一筹。首先，他们在道德上就高于人类，他们憎恶一切邪恶、不纯洁以及不公正，因而他们也惩罚人类的罪恶与不公正的行为；尽管如此，他们也会陷人各种各样的恶习，如：欺骗与谎言、仇恨、猜忌、残暴与嫉妒等，也会干蠢事。他们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上帝那样神圣，更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尽管神能做到的事很多，“许多东西都在他们的意识之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自然过程，能突然激起风暴、疾病和其他灾难，可以随意变化成其他形象或者随意把别人变成另外的形象等等，但就算是宙斯本人（他被赋予了比其他诸神更高的权力，整个世界毕竟都掌握在他的意旨和愿望之中）也要永远屈从于决定他命运的旨意，绝无可能去欺骗、逃脱命运的安排。

简而言之，神比人优秀，但也有缺点和弱点，更会使坏。（至于是因为神创造了人从而人继承了与神一样的缺点和弱点，还是因为人创造了神，所以神也有着与人一样的缺点和弱点，就无需纠结了。）

而最根本的是，神（和人）都遵照同一套“规则”行事。规则在神系以及人系之外。

罗马借鉴了希腊神话体系，进行了移植——实际上就是rename了一下。朱庇特就是宙斯，朱诺就是赫拉，密涅瓦就是雅典娜，阿波罗还是阿波罗。这样一来，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就有了最根本的关联。

而罗马崛起并取代希腊成为地中海霸主后，希腊也能很自然地接受这一事实并安于接受罗马的庇护，而罗马也乐于为自己的文化传承找到一个更坚实和牢固的源头，从而建立了权力合法性。

罗马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罗马和周边城邦、部落“攀亲戚”的本领一流。大概流程就是，某个城邦从古老的荷马史诗中发现，某个英雄曾经在当地驻足并生活了一段时间，而城邦的名字也表明与这位英雄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个城邦自古以来就应该是罗马的一部分。在一个“罗马的”就意味着权力的世界里，人们总是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尽可能地向罗马文化靠拢。

这里有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掌故，值得分享：

法国南部米约附近的拉格劳费森科（La Graufesenque）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专门仿制罗马生产的阿雷提乌姆陶器。“在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高卢罗马家庭文明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使用拉格劳费森科生产的、罗马风格的廉价阿雷提乌姆陶器作餐具。……当一批陶罐即将被烧制时，负责这批陶器的工匠的名单会被刻在一个盘子上，和陶器成品一起烧制，然后保存在作坊的档案室。……每一个成品陶罐上都印有其制作者的名字，但是此时情况开始变得奇怪起来。在这些印在陶罐上的制作者名字中，这些名单上的凯尔特名字一个也没有出现。陶罐上制作者的名字都是其凯尔特名字的拉丁版本，森图斯莫斯变成了普里摩斯（Primus），佩特里克斯变成了夸图斯（Quartus），马图基努斯变成了菲利克斯（Felix）。在消费者买到产自拉格劳费森科的餐具时，他在上面只能找到受人尊敬的拉丁文名字“菲利克斯”，他无从知道这个“菲利克斯”其实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凯尔特人，他的真名是马图基努斯。事实上，拉格劳费森科的这些陶工们想要装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加罗马化一点。”

这和我们在如今摩登发型工作室里，只知道为我们服务的要么是Tony，要么是是Kevin，不然一定是Allen有什么区别呢？

是为本书读后札记。

是的，在买这本书之前，我应该先在豆瓣上看看这本书的评价的。

一本2019年的书，到2022年年底，只有区区28个人打分，综合评分6.3。更为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没有任何一篇像样的书评，只有寥寥9个短评，而且这9个短评也在互相攻讦。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中国、历史、停滞……这些都是容易吸引眼球的词汇，但就是这样一本在标题上凑齐了这三个词汇的书，在3年的时间里，居然只有区区28个人打分，没有一篇像样的书评。

这真的很奇怪。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进行一些分析，也顺便作为这本书的书评。

先说说本书的写作手法。我的感觉是：作者读了很多书，这点我是很敬佩的。我没看那么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我更喜欢看大历史。

作者行文引用的东西太多，然后加一点评判。这不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书方式。在我看来，不客气地说，作者还处在读书而还没有到“不信书”的地步。

再看本书写作结果。在我看来，本书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得出中国早在宋明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却没有回答书名提出的大问题：中国历史停滞了吗？

这就像是在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我必然有成为亿万富翁的潜质，但我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解答，书就是白写了。

历史是否停滞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历史大局观来看，历史肯定不会停滞，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不能例外。而如果宋明已经有了作者论证的资本主义萌芽，（然后因为元清的后继而无法将萌芽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那么历史倒反而是真的是停滞了，因为回到原点就是没有发展，也就是一种停滞。

我们来看下一些日期：

宋朝：960-1279年 明朝：1368-1644年 英国出现了大宪章（Magna Carta）：1215年。该文件把王权限制在了法律之下，确立了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不可被随意侵犯的原则。（见百度百科词条） 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最终打破了宗教对于世俗政权的凌驾。 英国发动了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年。次年，英国通过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完成了向君主立宪的转变。

在我看来，这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和根基：也就是彻底否定王权；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

纵观全书，作者没能深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或者简单地说“被接受性”的来源）。按照韦伯的理论，政权合法性无非来自三个来源：传统权威、卡里斯玛权威和法理权威。我比较同意某一本书中的结论：中国历史上行的政权合法性基本来自卡里斯玛权威。具体表现为：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一直被视为“天子”。于是，所谓的回归天道，在本质上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革命”——要革皇帝老子的命——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皇权的维系。因为：天有道，而天子作为天的儿子，还有谁比他更能代表天道，作为天道的具体化身和表象？各位士大夫只能囿于谴责“天子无道“，但从来不敢也不会说”天无道“。

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一旦天道与天子合为一体，对天道的challenge将无从谈起。因为要这样做的话，必须跳出“天道”的束缚，也就是我说的跳出系统，在系统外对系统进行分析，才能有新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正式地登上历史舞台，正是这样做的最直接的、也是最符合逻辑的结果。

于是，若我们回到中国为什么最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