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不久，蒙中信李媫婷编辑大人赐书一本《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用了3天时间将这本386页，约26万字的著作通读了一遍。再次感谢李老师！
百度百科对作者马国川的介绍比较简单：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1971出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先后供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
但从他的作品列表中可以看出，此人确实对时代性的话题以及时代精神（Zeitgeist）有着敏锐的把握。本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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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去年3月开始，历时约半年接受中信委托翻译了一本《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翻译过程也是精读的过程，所以自认对日本历史，特别是其政治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此次通过阅读《国家的启蒙》一书，更加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
如果要将《国家的启蒙》看成是一本历史书，那么它用的是纪传体的写法，时间跨度约从1853年“黑船来航”（くろふねらいこう ，Kurofune raikō）到1912年明治天皇（めいじてんのう，Meiji Tennō）去世，差不多正是一个甲子的时光。文中搜集了59篇文章，是作者2016年11月访日归来后直到2017年11月的一年间的作品汇编。书中出现了众多历史名人，有很多也是在《日本权力之谜》中提到的。
马国川是在为这许多人做个小传，并模仿太史公的手法，在文中或者文末加上一些自己的感悟。这些感悟都是极为精辟、极为有力的。
纪传体的史书写法，便于跟踪一个人的发展脉络，比如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加藤弘之（Kato Hiroyuki）等。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制”，那就是对一件事情中、一段时期内有多少“风流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交织的描述就比较弱。这需要读者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发展先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看这本书，对我而言是很有收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帮助我更理清了思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短短数十年间从民主自由开放迅速蜕变到专制保守并进而进入军国主义，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日本接受的西方思想不可谓不先进，具体采取的做法不可谓不彻底，但毕竟这些都是舶来品。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深厚的文化背景是必须要进入我们的视线的。也就是说，即便有众多“激进”人士充分了解并接受了西方思想，但恐怕限于种种羁绊，只能得其表而不能明其理，在分析西方思想、尤其是这些思想背后的深厚哲学背景时，往往还是会套用自己最熟稔的东方思路。比如说中江兆民（Nakae Chomin），他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第一次将liberte翻译成“自由”，将democratie翻译成“民主”。但是他（以及其他思想家、政治家）是否继而深入了解卢梭乃至源自古希腊三贤的著作，从而了解社会契约产生的深刻背景，在《国家的启蒙》中并没有得到提及，在网络资料中也少有提及。我不揣冒昧地推测，这些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对这些的了解恐怕是不够的。
于是，当时日本政府对民智启蒙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对政府“肆无忌惮”的批评，党派林立，集会）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或者说是不愿意见到的。
日本有着强烈的天皇传承。这和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大不相同，和中国古代历史倒是有很大的相同。人们习惯于树立权威，服从权威，而很少——如果不是从来不会——去思考权力的让渡、契约的建立。这就造成社会精英们在建立国体的时候采取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此大前提下，对西方思想、实践的采纳，就有了实用主义的动机。而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导致社会精英们成为第一批既得利益者，从而走向自己的反动面，从推动社会改革迅速地转变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所谓的民权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治国之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持体系罢了。
但，这个世界还是有普世价值的。无论是鸡汤也好、毒药也好，都在试图灌输所谓的“普世”。但我还是要强烈呼吁：我们应该沉下去，看看整个的脉络。如果西方已经证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进步和领先，我们就要关注这些进步和领先背后深刻的思想，并进而找到真正的动因和真正的道路。
最后，对本书的编排给个小小的建议。如前所述，纪传体文史的缺点之一就是知人而不知事。希望本书再版的时候，马国川先生能做个附录，将这60年按照年份做个汇编，给出其中牵涉到的人物、大事件。这样也许能帮助读者更清晰地把握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日本历史，如果同时再附上中国、欧洲、美国同期的历史大事汇编，看看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又在做些什么，那就更加地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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