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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说我们最不缺的，就是“surprise”。

前天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备案才能笑？相声的脊椎正在被抽走》。这真的是一个比大菜更surprise的surprise——其实，我也不是那么surprise。

第一部分：艺术的“脊椎”与“条条框框”​

相声，作为一门源远流长的语言艺术，其魅力核心在于演员与观众之间即时、鲜活的互动。无论是砸挂抖出的包袱，还是现挂接住观众的反应，都彰显着相声“一次成型、不可复制”的现场艺术特质。这正是相声的脊椎，赋予其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锐度。¹

（不过，有些相声基本都是在说某大爷和他的家人们，难道这个约束是为了保护某大爷？）

然而，当“备案演出”、“一字不差”、“不得随意即兴”成为硬性要求，这无疑等同于抽离了这门艺术的脊椎。笑声不再是临场迸发的情感共鸣，而是被预先批准的合规反应；语言的灵动不再是艺术的闪光点，而是需要被规范的风险点。¹这种种限制，正是我们所说的“条条框框”——它们试图将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规训在一个狭窄的、可控的范围内。正如我一直说的，真正的创新，往往意味着打破这些既定的“条条框框”，挑战旧有的范式和规则。

第二部分：“向上负责”的逻辑与“许可式娱乐”的诞生

“条条框框”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向上负责”的管理逻辑。当一个系统或组织的核心驱动力是确保上级满意、避免任何可能引发不满或追责的“风险”时，其所有行为都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在这种逻辑下，任何可能带来不确定性、挑战性或批判性的内容，都会被视为潜在的风险点，需要被严格控制。

“许可式娱乐”就是这么来的。它要求所有娱乐内容都必须经过事先的批准和许可，确保其“安全无害”，符合“向上负责”所设定的标准。正如有文章所言，观众的“哄堂大笑”，最终沦为了一场按流程批准的“许可式娱乐”¹。这种模式不仅扼杀了艺术的自发性和批判性，更导致了文化产品“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只要表面上合规，即便内容平庸、缺乏深度，也更容易获得“通行证”。

第三部分：深层运作：举报机制与自组织的压制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条条框框”和“向上负责”的逻辑，还可能通过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运作。例如，通过“发动朝阳群众举报”，将原本应由行政部门承担的监管责任，巧妙地转化为“民间动作”。这种做法不仅规避了立法责任、模糊了权力边界，更可能在社会内部制造不信任和对立，鼓励互相监督和告发，从而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

从自组织理论来看²，一个系统在充满“自由”度的环境中，可以自发形成并通过自相似过程进一步形成更高层次、更加复杂的系统。这种自组织能力，依赖于系统内部的多元互动和自发涌现。然而，当“条条框框”、“许可式娱乐”和“向上负责”等自上而下的过度干预成为常态时，它便会破坏自组织所需的自由度和环境，使得系统无法通过自相似过程形成更高层次、更复杂的结构。

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任何干预都可能产生推演之外的结果，不确定性是复杂系统固有的特性。试图通过严格的“条条框框”来消除所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在对抗系统的内在特性。这种对抗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实现完全的可控，而是导致系统僵化、失去活力，甚至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

第四部分：反思与展望

当“合规”成为唯一的标准，当所有表达都必须被“许可”，我们不得不面对文化生态可能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那些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家可能被边缘化，而迎合审查、生产“安全”内容的平庸之作却占据主导。长此以往，我们是否会失去那些真正具有文化价值和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当自由表达的“安全阀”被堵塞，当社会情绪无法通过温和、幽默的方式得到释放时，被压抑的矛盾和不满将何去何从？一个只对上级负责的系统，往往缺乏有效的向下反馈机制，公众的真实感受和艺术家的创作困境可能无法有效传达。

结语

艺术的价值，在于其真实和自由的表达；社会的活力，在于其对多元和不确定性的包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条条框框”的盲目服从，对“许可式娱乐”的被动接受，最终将消解我们共同的创造力与未来。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一个怎样的社会——毕竟，连相声都要提前报备了，下一个需要“许可”的，会不会是我们的笑声本身？

甲：（对观众）您看，这个包袱可是备过案的，您该笑出声才是。乙：可不。甲：您不笑，可是太不像话了。乙：嗨！

（Applaus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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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今天一大早看到这么一条来自新浪财经的消息：

看完标题，我有两个问号：

1. 什么是“哥德尔测试”？
2. 哪三大数学猜想？

我不负责任地做个断言：国内知道哥德尔的人不多，看过他相关书籍的人不多，知道并深刻理解他的著名定理的人更少——而肾上鄙人在下我，算是一个。

我从来没有听过“哥德尔测试”。在AI或者说计算机领域，著名的测试是“图灵测试”，但和“证明数学题”关系不大，它更多地是测试智能体能否“冒充”（imposter）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为了避免我的“武断”妨碍了我的判断，我找到了消息中提到的原文。原文也没有定义，而只给出了一个说明：evaluating whether a model can produce correct proofs for very simple, previously unsolved conjectures.（评估一个模型¹是否能就非常简单但之前未曾解决的猜想，给出正确的证明）

而且整个关于“godel test”的搜索，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可靠的地方给出定义。

所以，我的推测是：这个Godel Test应该是一个新造的词，算是对哥德尔的致敬。

以上的研究，算是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问号：哪三大数学猜想？

如果只看标题，我会想到：黎曼猜想、孪生素数猜想、哥德巴赫猜想……

显然，如果GPT5解决的是这三个猜想中的任何一个，新闻界就不会这么安静了。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论文中提到的喂给GPT5的5道题目，显然它们都属于submodular maximization, a subfield of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with many applications in AI：一个组合数学中的分支，在AI中有很广泛的应用。

那么，我会将这样的题目称为“标题党”：没能恰当地表述原文的核心思想：这三个被证明的猜想，根本称不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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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提到了陶哲轩（Terence Tao）对AI的一个印象。他和OpenAI的o1模型协作了一段时间，得出如下印象：就感觉像是在指导一个平庸但不是完全不行的研究生（...seemed roughly on par with trying to advise a mediocre, but not completely incompetent, graduate student）。

(我最近也一直在 调戏调教AI写程序，我的感觉和他一毛一样。)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位物理学家对问题难度的定义。《混沌——科创新科学》这本书里提到（p3）：

就像其他物理学家一样，费根鲍姆²使用一种简短的“行话”来评价这些问题。他会说，“这种事是显然的”，指任何熟练的物理工作者通过适当思考和计算就能够理解的结果。“并非显然”，指的是那些赢得尊重和诺贝尔奖的工作。而对那些最艰难的问题，那些只有长期深入钻研宇宙奥秘才能有所领悟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备用的词语则是“深刻”。

在我看来，只有“深刻”的问题才能称为“大”问题。费根鲍姆在1974年研究的正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混沌。

写在前面

前一篇文章《认证、授权、人脸识别——国产App的信任危机》发布后，收到了远超我预期的回复和讨论。非常感谢每一位分享观点、提出质疑的朋友。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们所感受到的“验证之苦”，并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的集体情绪。

其中，有几类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反复出现。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回应这些声音，并试图将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核心：选择权。

我先声明一下，上篇文章确实是在AI的帮助下完成的。我提供了核心论点和一些我认为ridiculous的实例，然后做了所谓的proof reading/checking。我想说的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全新概念，AI完全可以帮我写出那些common sense。本篇也是如此。（图片是用另外一个AI生成。）

“这不都是法律要求的吗？”——合规的底线与商业的上限

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最有力的一条反驳。

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中国的法律法规，确实要求网络运营者在提供服务时，对用户进行实名认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要求是什么？而App实际做的又是什么？

法律要求的是“后台实名”，是为了在出现问题时能够追溯到责任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台有权在我第一次打开App，只想看看它长什么样时，就用一套“手机号+验证码”的组合拳把我拦在门外。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最小必要”原则，即“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一个新闻App，阅读新闻的“最小必要信息”是什么？一个电商平台，浏览商品的“最小必要信息”又是什么？绝不是我们的手机号，更不是我们的人脸。

因此，当平台以“合规”为由，理直气壮地索取超出必要范围的个人信息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商业利益假借合规之名，进行的一场数据“圈地运动”。它们巧妙地混淆了“合规的底线”与“商业的上限”，而我们用户，则成了这场混淆的最终买单者。

“不喜欢就换一个啊！”——选择的幻觉与市场的失灵

“用脚投票”是市场经济的黄金法则，听起来无懈可击。但现实是，我们常常“没得选”。

这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A或B”的选择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态题”。当过度验证和信息索取成为整个行业的“潜规则”时，用户的选择权就被釜底抽薪了。我们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只是在不同的笼子里挑选一个看起来稍微舒服点的姿势。从A坑跳到B坑，本质上没有区别。

更何况，许多头部应用凭借其强大的网络效应，早已将我们深度“绑定”。我们的社交圈、工作流、消费习惯都建立在这些平台之上。“换一个”，说的轻巧，但背后是割裂社交关系、重塑生活习惯的巨大成本。

所以，“不喜欢就换”的论调，忽略了用户在当前市场格局下的真实处境。它将一个本应由平台和监管共同承担的生态治理责任，轻飘飘地甩给了势单力薄的个人用户。我们需要的不是在烂苹果里挑一个不那么烂的，而是共同呼吁，让市场里能长出真正健康的好苹果。

为什么“有得选”如此重要？

这引出了本次讨论最核心的部分。当“没得选”成为常态，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另一款App。

首先，选择是防止“傲慢”的唯一刹车。

当一个平台知道你“离不开”它时，它优化的目标就不再是你的体验，而是它自身的利益——更高的广告加载率、更激进的数据收集、更随意的规则变更。用户的感受被排在了次要位置。选择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离开的可能性，平台在做决策时就必须有所忌惮。当这种可能性消失时，傲慢便滋生了。

其次，选择是制衡权力的最后防线。

当平台形成事实上的垄断，它与用户之间就不再是平等关系，而是一种准权力关系。平台制定规则，用户必须遵守。在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中，用户唯一的制衡手段，就是“用脚投票”的权利。当这条路被堵死时，我们就从“用户”沦为了“数字农奴”，被捆绑在平台这片“土地”上，只能被动接受规则，贡献数据，消费内容，却没有迁移的自由。

最后，选择是个人尊严的体现。

强制性的、不加解释的验证流程，之所以让人反感，不仅是浪费时间，更是因为它传递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信息：“你，是不被信任的；你的感受，是不重要的。” 它将一个本应双向合作的关系，变成了单向的审查。而拥有选择，意味着“我”是主体。我的同意是有价值的，是需要你通过优质服务和尊重的态度来换取的。当“没得选”时，我们便成了被管理的对象，这种被动和无力感，是对个人尊严的持续侵蚀。

结语：我们是数字公民，不是数据矿产

我们是数字世界的居民，不是数据世界的矿产。

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授权，都不应是一次无奈的妥协，而应是一次知情且自愿的托付。当选择权被剥夺，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便利，更是作为数字公民的自主与尊严。

温水正在慢慢升高。每一次我们对不合理的验证习以为常，每一次我们对自己说“算了，就这样吧”，都是在默许自己的权利边界被再次侵蚀。

因此，让我们重新变得“计较”和“敏感”起来。

下一次，当一个App用繁琐的验证和霸道的条款考验我们的耐心时，请记住：你不是在完成一个麻烦的注册流程，你是在用行动为我们想要的数字世界投票。

我们投下的每一票，都在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是走向开放与尊重，还是走向封闭与控制。

我敢说，我的朋友圈里有不少人是关注美国的一些近况的。

最近美国的一件大事，就是川普总统主张的“大漂亮”法案终于获得参众两院的批准，只等总统签字成为真正的法案。

在这个法案获得两院批准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拿出来聊聊——也可以顺便学几个英文单词/词组。

目前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各自有50席。表决的时候，两党严格按照党派站队，投出了50:50。作为参议院主席（President of senate）——不是议长（President pro tempore）——的副总统万斯平时不参与参议院的日常事务。他在参议院可说“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出现这样的投票平局时，站出来投出打破平局、从而形成简单多数局面的一票。因此可以被昵称为Tie Breaker。这是在7月1日。

接下来的两天，法案在众议院进行了冗长的来回辩论。其中，最著名的场景就是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夫里斯为了抗议并“试图阻止”该法案，在正式辩论期间创造了新的发言时长记录——约为8小时46分钟，打破了2021年由凯文·麦卡锡创造的8小时32分钟的记录。

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反对共和党总统的提案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也许有人会问：这样长时间的发言，是程序允许的吗？有没有办法强行终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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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个做法是完全被允许的。而且有个专门的单词来指称这种做法。这个单词就是：filibuster。翻译到中文的话，如果要相对完整地表述这个单词的含义，大概可以翻成“（通过）冗长演说战术（拖延一项法案的表决、乃至使得针对该法案的表决成为不可能）”。这个做法有时也被称为“talking a bill to death”或者“talking out a bill”。

这种做法之所以在美国行得通，是因为有一个最古老的规定：对议员演讲的时间不得加以限制，谁都不许干扰，除非有足够数量（一般是60%）的议员投票要求终止——而在当今两院，这点肯定做不到。

filibuster这个单词来源于荷兰语。17世纪时荷兰人用这个词来称呼抢劫往来于欧洲和美洲之间商船的海盗。他们把这种人称为vrijbuiters。

1853年，一名美国议员首先使用这个词儿指代那些反对他认为是重要提案的其他议员们。当时，他的对手试图用拖延表决的办法来扼杀该项提案。

因此，这个单词获得了如今的含义。

一般来说，美国的公众舆论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但是支持该做法的人认为，它是立法过程中的一件有用的武器，可以保护少数派，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并将进行filibuster的人称为“参议院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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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里斯虽然刷新了众议院中filibuster的记录，但和参议院filibuster的记录相比，还是TYTSTN。

参议院filibuster的最高记录，是南卡的斯特罗姆·瑟蒙德议员在1957年创造的，他不停歇地演讲了24小时18分钟。亚军是俄勒冈的议员韦恩·莫斯，他演讲了22小时。

（注：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美国词语的掌故》一书。）

总结一下，老彼得2019年6月启程前往山东德州大学求学，在2023年底本科毕业，拿了两个学位。

同年，他又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读CS硕士，并于2024年年底毕业，获得相应学位。

老彼得在美国总计求学5.5年，拿了3个学位。算是性价比极高。

俗话说，“毕业就是失业”，这话在美国也照样说得通。从24年12月开始，老彼得就进入了漫长的“求职”历程。

他是CS出身，所以求职方向自然就是“软件攻城狮”，“程序猿”这个方向。照理说，美国是IT大国，这样的职位应该“遍地都是”。而且前几年的市场都是各大中小公司“哭着喊着”给offer，以至于一度有一些站点相继推出“30天C++从0到精通”、“有了我们的认证，硅谷工作不是梦”之类的宣传。同时，这样的offer都给得很诱人：高薪、股票、期权、以及诸多福利……

但是ChatGPT出现后，风向就有了巨大的变化：一个“表现良好”的AI一年只要几百、最多上千美元而已，而且任劳任怨，不找麻烦。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会精心计算：一个新来的“嫩头”员工，动辄$100K上下诶！难道说，一个老法师去调教若干AI进行编程，才是这个行业的版本答案么？

老彼得正是在这个思潮席卷美国的时候，一头冲进了劳动力市场。

各种渠道都用了：常规的招聘网站、朋友/同学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份回美国到5月中旬拿到offer，他一共发出了200~300份简历，做了不下30次考题，面试了10-15个公司，最终完成了1个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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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太子去公司报道，拿了工卡、电脑（这个电脑看上去配置很高……）、背包，和老板聊天吃饭……

太子就正式进入了职场，开始赚自己的工资了……肾上和肾后龙颜大悦。

这么一来，肾上、肾后此次美国之行就算圆满完成了。接下来几天就随意了。肾上准备去买点souvenir带回苏州，还准备买一点Scrub Mommy用在厨房里——感觉比苏州家里现在用的3M要好。

20号下午，一家人从奥斯汀出发，前往休斯顿。

太子先是到Taylor镇去拿了他的德州驾驶证。这点美国很奇怪：太子在德州之前有驾照，然后去巴尔的摩的时候又拿了一个，现在回到德州又要重新拿（虽然不用再考）。真是非常的因吹斯听。

休斯顿算是一个大城市，也是上海交大海外的重要根据地。就单论肾上的同学（本科+研究生），就有四个人在那里。这次我去见的是肾上的大学同学应晖。

应同学去美国比较晚，年届不惑之后才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了美国。他出发之前，我俩在上海喝茶，畅谈去美国的发展。我是很佩服他的。

读书的时候，和应同学一直打麻将。这也是我们班和其他班不同的地方。我们2班是最有特色的，简单说就是最会学、最会活、最会玩。所谓Work (Study)-Live-Play的平衡，我们2班在1988-1992年就完美实现了。

92年本科毕业后，他进入某研究所工作，我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习。打麻将的机会少了但还是很常规，地点也多了一个他的宿舍。

这次我到休斯顿，还见到了95年研究生毕业后再没见到的马建同学。读书时和他交往不多，但后来一直通过微信聊天。这次也一并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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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应同学来接我。我、他还有马同学一起去给吕向阳同学上坟。

吕向阳同学（“羊”）生于1969年，因病于2016年卒于休斯顿，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走的。虽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走得这么早，令所有同学痛心。

我和羊同学6年半，读研究生时更在同一个寝室，更是打篮球、打桥牌的搭子，所以关系特别好。他去世的时候，我的美签正好到期，没法送他最后一程。这次既然到了休斯顿，一定要去看看他。

羊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所以他的外号就是“羊”——戴一副眼镜，眼睛不大——有点林忆莲的“朦猪眼”的既视感。

打球的时候，他是控卫，我是分卫，多有配合。打牌的时候，我们经常打南北对家，为了更好地叫牌、配合，还“发明”了一些特定的约定叫和打法。

羊走得很突然，是heart failure。应同学在群里发布消息的时候，大家都不敢相信。后来大家群内捐了一些款，由我写了悼词，应同学到场吊唁。

羊的墓地很简单，一块素白的墓碑上写着名字、籍贯和生卒年月。

同学一场，缘分非浅。毕业后天南海北，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工作、家庭、子女。再好的同学也不会时时牵挂，但永远不会忘记。

12年毕业20周年时，我系组织过一次大型返校活动。150名同学到场134/5名，极为难得。觥筹交错之际，曾戏曰：等到退休，大家可以天南海北地乱串了。

只是羊走得太早，使得2班早早地缺了一块拼图。每每念及此处，眼角总会一酸。不过应同学告知，羊的家人目前一切OK，甚是欣慰。

12年聚会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古风，此次在休城与应晖、马建碰头，相聚甚欢，又了了我一个心愿。在此把这首古风再贴一次，以志。

曾饮南洋水，廿载不敢忘。
倏忽一梦间，重回上院堂。
依稀一少年，风发且激扬。
同学老乡会，学习相携帮。
宿舍凭河立，夜话短与长。
鱼虾多膏腴，果蔬犹留香。
班花需呵护，外联亦难忘。
一饮一啄间，缘定两相望。
国英马材理，结静流高样。
思源亦挥锄，金工更无妨。
斗牛乃小戏，定约靠飞张。
立志母舰造，入海吴淞江。
转眼迁庙中，水池实验忙。
少年仍懵懂，看片去汾阳。
毕设有专攻，方知未入行。
十觞酩酊醉，搂抱说衷肠。
指腹为婚约，天涯各一方。
弹指廿年后，同学重聚堂。
左右仍朋辈，鬓发已渐苍。
相见亦无事，言浅情意长。
人生一念间，有无待参详。
他日再聚首，敢言不相忘。

今天一家三口算是出了趟门：从奥斯汀去往达拉斯（差不多类比上海到南京），去见肾上的老同学。

肾上和他从1985年开始，成为高中同班同学，简单一算就已经40年了，之后各自高考出门，之后他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并留在美国，成家立业。

2010年后，他陆陆续续回了好几次国。每次回来，我们高中同学都会小聚一次。

2019年，老彼得出发前往奥斯汀读书。我也和他打了招呼——当时多半是出于纯粹客气——希望能多多照应。他也一口答应。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尽量不要惊动他。

谁曾想，20年初太子简短回国探亲后返美，3月份开始整个美国大学也全面lock down，改为线上授课。太子面临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挑战：如果回国，问题在于当时的机票贵到离谱，且无法保证能正常起飞，且入境后也无法保证何时能结束隔离——也就无法保证他的远程学习。但如果留在美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保证他的日常生活？

情急之下，我只好向我同学求助：能否让太子在他家逗留一段时间，避避风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为了避免太子从奥斯汀通过公共交通前往达拉斯而存在的风险，他自己开车来回了一趟，把太子接到了达拉斯。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一开始都觉得，太子可能待个两周后，疫情就会缓解了。谁都没料到，这一搞就搞到了20年8月份。太子读完了第一学年，而美国的形势还没有完全好转，他最终搭上航班回国，开始了第二学年的远程学习并最终在21年7月的样子回到奥斯汀，而他的一部分行李还一直寄存在我同学家里。

我和我高中同学上次见面，也已经有6年了。这次我们在达拉斯碰头，我终于能当面谢谢他和他家人对太子的照应，也了了我和肾后的心愿。

我和他其实都不是很能喝酒，特别是不怎么能喝白酒。但今晚我们两人轻轻松松地干掉了一瓶洋河。

所谓“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了吧。

席间他提到，10月份他应该会回一趟苏州，到时可以再聚一次。

转眼就是来到美国的第四天。肾后和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太子在美国的作息时间：1点睡觉，10点醒来……

今天相对来说比较自在，我们仨就简单地去了一趟位于奥斯汀南部的St Marco的一个巨大的奥特莱斯去买买买，晚饭在一家Tex Grill的地方吃吃吃罢了。

今天去程是肾上开车。我很喜欢在美国开车，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守规矩。

美国的所谓州际公路，如果以我们国内的标准来判定，只能说等级很低：单一车道比较窄，路面很普通，出入口太多，左右隔离很简陋。但是，车子都极为守规矩。

1. 所有车子都保持极高速，基本都在60-70码（也就是96-112公里），甚至80码的时速。
2. 除非是刚进入或者要离开公路，极少有人变道。更是没有“舞龙灯”——频繁地变道只为超掉前面一辆、两辆车——的情况。
3. 最里面的车道（超车道）一般确实就没有车，真的就是用来超车。
4. 小路口、汇入点等处极少有红灯控制。驾驶员对路权的概念非常清晰，所有的驾驶行为都基于路权而进行。比如，如果我的右侧有一个路口交叉或者路线并入，而此时我是直行而具有路权，那么我可以“无视”路口等待转弯或者并道汇入的车子，全速通过。而这些车辆也会耐心地等等等，直到视野里看不到车子，才会出动。
5. 所有人极为耐心。正因为路权概念的存在，所以右转弯的车辆走得非常非常慢：横向的直行车辆才具有路权。你必须等，等到横向道路差不多变成红灯的时候，才可以出头拐弯，所有在你后面同样等着右转的车辆也是很耐心地等着，没有车子会horn你。

一般而言，肾上会将开车的素质作为一个人整体素质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了。

以下是答读者问时间。

有几位朋友问肾上，归结起来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最近对海外留学生以及非法移民的清退；一个是经济下行期，美国的物价、人民的生活如何？

结合这两天的消费，我先试着说说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印象。

我的印象，就是美国的消费确实很便宜。随便举几个例子。

1. 今天晚饭，我们仨差不多点了两个定食——也就是两大份各类烤肉拼盘（火腿、牛胸、猪肋排等），肾上喝了两杯啤酒。最后加上小费，结算是90块不到。
2. 今天给太子在Ralph Lauren买了几件衣服：一件圆领T恤，两件带领子的短袖T恤，一条裤子。总共税后是300元。
3. iPhone16 Pro，常规版本999元，加上德州本地消费税8%，就算1080元好了。

德州2024年，平均工资$52885。按照一年220天来算，平均日工资是240刀。

简单粗暴的换算一下：

1. 一个平均工资的人，他只要工作0.375天（也就是3小时），就可以赚到等于为一家三口提供上述那样的一顿晚餐的钱（以下采用同样意思但简单一点的说法）。
2. 他只需要工作1.25天，就可以买齐上述的四件衣服。
3. 他只需要工作4.5天，就可以买到一台iPhone 16 Pro。

如果折回到国内的情形如何？

iPhone 16 Pro的价格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定标，它是8000元。如果我工作4.5天就能买到这台机器，我的工资就要接近40W（8000/4.5*220=391,000元），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中国的平均工资。

但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点常常被我们忽视。就拿吃饭和买iPhone来说，价格比差不多在11:1。按照这个比例，中国一家三口的晚饭要在727元才对。这恐怕不是一个typical的一家三口的晚餐吧。

这不是简单地一个“全球供应链、全球的便宜人工”就能完全解释的问题。从吃饭（一家三口90元）到买手机（1080元），只有11倍的差距。这是一个在消费全层次中，价值更合理分配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些我还不是很明白的东西，所有人在不同的地方分享了某种红利。我觉得这更能解释美国的物价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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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对留学生和非法移民的清退。我总觉得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简单地说说我的想法。

第一点，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学术层面，美国都不会拒绝人才进入。

第二点，基于言论自由而推导到的，应该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平等，而不能藉由言论自由，压制其他意识形态，并/或让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唯一的或者最正确的那种。换句话说，一个意识形态不能以消灭其他意识形态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目的。

如果从这些角度出发，去分析上述问题，我觉得至少会不那么受牵引，而变得人云亦云。

至于说某人如何不靠谱的，我只能说，我也觉得他很不靠谱，但我至少还能知道他不靠谱。这个就很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