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本书，是想印证一些问题和一些近期的现象。那么我是不是有了收获呢？
简介
《叫魂》是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9.9——2016.2.11）为数不多的大作（另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之一。
这本《叫魂》，出版于2014年，如今已经印刷了32次。平均每年要印三次。此书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而该书豆瓣的评分高达9.2分，亦可见其受认可程度。
年初二的时候，太太和我走到网红书店先锋书店，就顺手买了一本，很快就看完了。
故事梗概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江南一带出现了一个“可大可小”——为啥说可大可小？我稍后再说——的现象：
据民间报道，有一些可称之为“无业人员”的人——主要是乞丐和僧人——伺机（往往通过喷洒迷药）割掉人的辫尖，（据说是要）从事一些危险至极的“妖术”。而被害人往往出现健康问题、严重的甚至会昏迷乃至丢掉性命。这一类行为被民间“恰当地”称为“叫魂”。
民间的反应
民间的反应有两个趋势，在我看来都很”常规“。
一个常规的反应，自然是：防卫、举报、私刑；而另一个常规的、也是在中后期出现的反应则是：利用、中伤、陷害。
应该说，对于“广义”上的叫魂，民间并不陌生。民间早就习惯了人会“丢了魂”的说法。小孩子“失魂落魄”后，民间有一些流传已久的仪式和做法，试图将孩子的魂叫回来，而且据说往往颇有效果——虽然很难由此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形式的叫魂，作用是积极的，也是将魂叫”回来“的过程。
而被举报的“叫魂”则是恶意的。据称，这些无业人员或出于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受人指使（在金钱和胁迫的作用下），剪掉辫尖是为了进行一些举动，窃取人的魂并进而将其附在纸人上，从而实施诅咒、盗窃等不法行为。这种形式的叫魂，目的是恶意的，更是将魂从人身上叫“出去”的过程。
因此，从个人来说，要进行恰当的防卫，并积极地向官服举报任何可疑的线索，甚至不妨对被抓现行的所谓“罪犯”处以私刑泄愤。
随着官员以及最终皇帝的介入，第二种反应也就自然产生。
正如书中提到的（p284-285）：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这是对第二种“自然”反应的最好解释。
官方的反应
官方的反应首先是出于其被赋予的职责，然后也是出于其被赋予的职责。
无论是怎样的政府，“爱民护民”都是不二的原则。所以，地方官一旦接到如此的举报，一定要严肃对待，认真调查，抓捕嫌犯，严加审讯，澄清真相，消除恐慌。这是他的职责。
但是，地方官毕竟与一般百姓不同。他受过严格的教育，对事理的分析更有着远超平民的判断力和逻辑能力。所有的所谓“叫魂”案件，只需稍加分析，总有一级地方官可以判断出：不存在被剪了辫子与失魂的关联，也没有严格的因果链证明后续的各种妖术与丢魂丧命有着关系，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教主”之类的人在背后策划者惊天的谋反。更不会与小民那般有着“切身”的担惊受怕，害怕这样的举动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无论如何，“爱民护民”——即使他们再怎样看不起这些草头百姓——是他的职责。
但是，他只是整个官僚体系的一环，只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一旦皇帝出于种种原因对他（们）的处理不满，（由于皇帝的干预而出现的）非常规官僚体系中的运作要求——周雪光所说的“运动式”管理——将超越官僚体系中的常规运作，向上负责就成为官僚们的唯一选择。瞒报或者做出皇帝不赞同的”轻微“处理的性质不再是渎职那么简单，而是”欺君罔上“。
因此，出于其被赋予的职责的更深层的性质——他的官职是皇帝赐予的，自然也可以被皇帝拿走——他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
皇帝的反应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汉族”的一个皇朝。皇帝是异族的代表人。
所谓的统治合法性必须体现在两个方面：“我”比明朝的皇帝好；“我”能让人民活得比明朝好。
到了乾隆年间，“反清复明”已经已经成为“过去式”，不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但满人汉化已经不可逆转。同时，社会的一般性问题（人口暴增、阶级分层等）也开始摆上了台面。
另外，清朝建立伊始，就强迫所有人剃头留辫，作为对清朝“效忠”的一个前提。
“叫魂”事件中，剪去辫尖这个行为就变得特别有含义了。
从自然角度说，人的头发可说是人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了——倪匡曾经有一篇科幻小说《卫斯理·头发》，其中异想天开地提到了头发的作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但却被清朝的皇帝赋予了一种政治含义：对清朝的“宣誓效忠”。
如果你是一个反清复明的人士，你剃不剃头呢？如果你拒绝做出这一显然的行为，那么风险太大，很大可能活不到你讲出“反清复明”这四个字，还可能连累周边人，并受到举报；如果你剃头呢？那么你已经被“阉割”了一次。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皇帝将你至少在某个层面上降到一般人的地步。
（关于长发、短发、光头的象征意义，书中第73页有个脚注，引用了艾德蒙·李奇的研究。）
弘历必须非常小心地处理这个事件：他必须迅速处理这个事件，找出（如果有的话）真凶和幕后主使（“既要”），同时不能引起任何与“叛乱”有关的联想（“又要”）。另外，他还想通过这件事情的处理，考察下属的能力（“还要”），并保证皇权在必要的时候不至于不能介入（“更要”）。
这就是弘历在处理叫魂事件时的终极思路。
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p82）
贯穿始终，弘历的要求是：“毋纵毋苟”。但“至于在这样一场凶猛全面的清剿中如何才能避免伤及无辜，弘历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各省官员去伤脑筋了。”
官僚体系有着常规权力，这是一种来自君主的授权；但弘历必须保证，他才是那个最终能实施“专制权力”的人。“运动式”管理的发起，从而完成对常规权力的override，这个人只能是弘历他自己。
当然，这种专制权力的实施，必然会受到常规权力的抵抗。书中的265页提到了官僚们应对专制权力干预的四种方法：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这也是弘历最为不满的，因为对他来说，这直接就构成了“欺君罔上”，但弘历也更为清楚地知道，只要这套官僚任命的体系继续存在，那么这些“抵抗”就是其自然的属性而与个人无关。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孔飞力的观察是新颖、细致、深刻的。
在本书的结尾，孔飞力提纲挈领地进行了总结，我认为这段文字非常有力和警醒：
我并非建议，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专制权力的某种“宪政”制衡。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本书书评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