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屎溺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外篇·知北游》

东郭子向庄子请教，所谓“道”这个东西到底存在于哪里。庄子的第一个答复是无所不在。东郭子不满意，非要庄子举几个例子。庄子的例子一个比一个低下，最终竟然说道在屎溺。于是东郭子觉得不能和这么一个低俗的人说话。

这本书评价非常高，确实值得一读。不少人应该是看了书名去看书的：禅（一个东方佛教的概念）与摩托车维修（一个来自西方的纯技术行为）有怎样的关系呢？

禅门最著名的一个公案，与六祖惠能和神秀的两首佛偈有关。神秀讲究渐悟，惠能则认为顿悟。也因此，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核心宗旨。

本书作者波西格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他确实用自己的方式，对物心这二元的对立统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简单说，他的出发点是：深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将世界分裂为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导致了人与世界、思想与行动的疏离。他追求一种能够弥合这种分裂的、“未经分化”的直接体验——他称之为“良质”（Quality）。而且“良质”先于主客两分。

为了巩固他的论点，他从一个比较不那么起眼的点——也就是摩托车维修出发。比如说：他在路旁或旅馆外修摩托。他先靠听发动机的声音、感觉振动与手感“知道”车子什么时候运转得对（那是一种不易言说的“对的感觉”），然后才用古典的工具和分析去查点火时机、化油器等具体原因并做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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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用那么辛苦地引入主客之外的第三个“变量”。

这样的一种“良质”，无非是经验的代名词。作者的困惑也许在于，他不知道将这样的一种“良质”归置于主体范畴还是客体范畴。

经验看起来纯粹是人意识中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由科学仪器探测，看起来是主观的；但它又实实在在地与某个（些）客体强关联。

没有人是生来会开摩托车的，更不用说如何修摩托车了。我们第一次开摩托车，看说明书、听老司机讲解，然后上路。新车总是好的，我们慢慢通过各种感官去了解好的车应该怎样：引擎应该如何轰鸣，给油门的时候怎样，刹车时怎样，打转向灯时怎样，水温怎样……

所有这些感知形成了一种经验。这些经验也许大部分时候都没用——我们的大脑具备强大的潜伏抑制能力，一切正常的时候，这些声音、震动……都是安全的白噪声，大脑根本不会去处理它们。

一旦出现任何异常，潜伏抑制解除了，我们的大脑立刻开始处理。同样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可能这里、可能那里出了问题，然后开始修理。有没有修好呢？在用仪器检测之前，我们还会根据经验去判定：声音对了，温度对了……

所以，我再说一次，不需要引入一个第三变量。

小结一下：

所有精神活动，包括价值体验，都根植于物理世界与作为生物体的”我们“。对和谐音程的偏好等“良质”体验，其源头是可实证的生理反应（如神经递质释放），是生物体对物理有序模式的趋近。这是一个唯物的起点。
经验不是原始给予的，而是主动积累的结果。每一次“良质”判定都作为学习事件，物质性地重塑大脑神经连接，从而持续建构后续的经验本身。所谓的“直觉”是高度内化的熟练技能。这是一个构造的过程。
将“良质”置于“自组织”这一普适宇宙法则下理解。生命作为自组织系统，其核心策略“趋利避害”正是“良质”判定的生物内核。追求“良质”即为系统维持并提升自身有序性的具身化导航机制。这是“自组织”原理的必然。
从基础的生物性愉悦到复杂的审美与文化判断，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统一谱系，均由同一套自组织原理在不同复杂度层级上涌现而生。这是“自组织”原理的本质。

也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说“道在屎溺”。我们常说做人就是做事。一件件小事、一次次判定，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理论家、政治家应该好好学习庄子。

顺大便引申一下。我是坚信一个人的“私德”与“公绩”（公共领域的成就）绝非可以割裂评判的两种价值。

一个在私人关系中惯于投机、虚伪、践踏底线的人，其所建构的“经验”本质上是将他人工具化、将规则边缘化的；将巨大的公共权力与资源交予这样的“经验”系统去导航，其所谓的“贡献”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与代价，甚至所谓的“贡献”本身都可能是一种基于扭曲价值观的片面判断。

因此，一个优化、健康的认知-行为系统（个人），其内在的运作逻辑（私德）必须与它身处其中的更大系统的运行法则（社会之道、自然之道）保持自洽。这种“自洽”不是一种道德枷锁，而是系统能否持续良性发展的内在的、功能性的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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