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基督教欧洲的巨变》的七、八两章。 
第七章：观察天地从本章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p230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说明（粗体是我加的）：
因为神的真理和人的真理是一回事，所以自然哲学便是基督教世界信仰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考虑到自然世界（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体）的复杂性，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和盖伦主义医学的重心在于概述某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破坏知识的确定性，面临无穷无尽的无法解释的变量，乃至跨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世界。所以中世纪哲学家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新打造了一个亚里士多德。……但是，对确定性的需求迫使人们承认：自然并不受确定不移的“法律”的制约。理论必须为自然界中可能发生的变量留出空间。自然服从于“规律”（regula）而非法律，它是上帝设立的“能工巧匠”（Artificer），它的习惯和喜好是自然界出现运动、孕育、生成和衰败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主义-盖伦主义的解释框架让人感到心安。这个框架使大图景（宏观）和小图景（微观）、整体和局部相互联系了起来。在这样自我平衡的有机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挑战上帝的无限和大能。
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的提示。
首先，宗教与自然哲学的统一和和解。其次，自然哲学对政治的挑战。
随着观察和思考的深入，各种自然现象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化学、物理、机械、天文等）使得宗教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前提下，宗教最自然也是最理性最根本的做法，是从自然哲学揭示的规律而进一步揭示的“一致、宏大”中进一步巩固“上帝”的地位。
同时，这一一致和宏大不是任何政体能维系和创造的。所以说，科学的进步永远是对现世政体的挑战。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自然更具敬畏，而这样的敬畏要有一个源头——宗教。
这种难以解释所见事物的不安全状态会造成危险，因为它会让人分不清真是和虚伪。新教改革和“新学问”（new learning）的主旨都是在与区分真实和虚伪。……如果我们连眼里看到的现象都无法达成共识，我们怎么可能在公民在国家中的职责、孰是孰非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呢？这些都是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政治与宗教冲突所引发的问题。学术的进展。谈到大学的成立，以及“因为宗教与政治分歧的关系，大学的学历不再得到普遍承认。……宗教异见人士前往国外学习，他们的大规模移民让新的大学拔地而起。（p259，p261，p262）
这一时代出现了众多著名的科学人物。一个明显的传承就是第谷、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等，他们为1666年属于牛顿的Annus Mirabilis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另一位著名的人物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也横空出世，他的《大预言》甚至在今日还有人在不断引用。
第八章：了解世界
知识的定义、收集和买卖知识的场域，有机会获取知识的人数，知识传播的地理范围，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都经历了一场大爆炸。……三种独立而又相关的创新——旅行、邮递、印刷——改变了知识的传播。（p282）
本章的其他部分基本都是在描述着三个“独立而又相关的创新”。 >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是利益。知识的利益相关者（君主、赞助人、印刷厂、文具商）限制了知识的传播，但是“知识应当保密”这种文化假设正在改变。人文主义者宣传说，他们的职责是“让被掩埋在古代尘土中的知识重见天日”。（p283）
知识不应当保密是欧洲文化如此伟大的根本原因。
当时名气最大的知识分子伊拉斯谟这样写道：“良好的教育（bonae litterae）使人成为人。”（p297）
知识分子的独特地位正在于此。如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说的：
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是不需要讨好任何一方：不需要讨好民众，也不需要讨好政府。 不需要讨好民众，是因为他们领先于民众，负有在思想上教育民众的责任；不需要讨好政府，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安全由民众保障和支持。
而下面这段对欧洲的民族认同感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很习惯自己归属于不止一个语言共同体。在什么语境下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成了特定时刻对于自己身份和归属的社会与文化声明。（p312）
另外，在p317中提到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过程中，“图像……与钟表、天文学和地图一样重要。起初他不用圣母像而是用救世主像（Salvator Mundi）”，因为中国人分不清圣母玛利亚和佛教中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在他（开普勒）1642年献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爵弗雷德里克三世的钟的盒子上，刻有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两人的头像。第谷下面的铭文写道：“Quid si sic?”（如果这样会怎样？），哥白尼下面的铭文写道：“Sic movetur mundus”（这样世界就动起来了）。
是的，世界就动起来了。
从这个时期开始，欧洲开始全面领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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