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隧穿效应和余华的《文城》

在经典物理中，在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小球从一侧山脚沿着山坡通过山顶滚到山坡的另一边去的话，它的初始动能有一个最小值，否则小球只能来到这侧山坡的某一点后，失去速度然后回头滚回来。

但在量子物理中，存在着所谓的“量子隧穿效应”（Quantum tunneling effect）。一个“小球”即使所具有的能量低于“山坡”的位势，这“小球”也可以概率性地穿越到山坡的另一侧去。

多年前，我曾经评论过杨绛先生的《洗澡之后》，题为《任性的杨先生的任性》。其中提到：

对一个作者的喜爱，往往不一定要喜欢他/她的每部作品，到了一定时候，就是“收藏”——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有机会与我们仰慕、喜爱的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书信上的交流，于是不免“得意”于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看过。再不济也能说一句，他/她的作品我都有收藏。

自然，我对余华先生是喜爱的，所以第一时间购入了这本“暌违八年”后的新作，并在第一时间看完了。

我是一个很俗的人，看小说总要总结一下：我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什么教益？或者，作者想要我得到什么教益？

看完《文城》后，我却没有法子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文城》的故事发生的年代离我们太远了，就如同我在评论《巨人传》时写道：

看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像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我实在是总结不出什么头绪或者“中心思想”，甚至那些曲承转合的隐喻也不再有当时那样的犀利。

仁？林祥福对小美可谓仁。但却是很憋屈的仁，不是那种大“仁”。

义？田大五兄弟对林祥福、陈永良与林祥福之间的兄弟情、陈耀武跑去同为肉票而被割了一只耳朵回家的王先生那里上课，可谓义。

礼？没有体现。那个年代真可谓是“礼乐崩坏”的年代。

智？没有体现。

信？比如林祥福带着百家千里寻妻；小美两次回到阿强身边而阿强一直在等小美……但这后一种“信”让我感到很无奈。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文城是什么？

不知为何，文城让我想到了灵山。这两个地方在地图上都不存在，但确实有着人们寄托的一些东西。对林祥福来说，这是“最接近”小美和阿强说话口音的地方，因此对他来说，这里是他最有机会找到小美的地方。

（说句题外话，余华在这里设置了很强的悬念，一直到了《文城·补》才解开这个谜底：溪镇就是“文城”，“文城”就是溪镇，而且小美和阿强同时也在此地。不过，林祥福如此着意地寻找这两人，却没能找到也是很奇怪。）

林祥福对此地有着牵挂，牵挂他的是他对小美的感情。如果余华只是想通过八年的积累为我们写这样一个故事，那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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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余华是想像《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去回忆那些已经回不去的Good Old Days吗？但如果这样的话，选择那个年代岂不有点诡异吗？那个年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称为“好”呢？当然，我们可以强行辩解说，将美好的东西（乃至美好东西的被毁）放在一个糟糕透顶的环境中，不是更能体现悲剧意义，并激发我们对美好东西的爱惜之心么？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要成立，需要作者行文之时更着重铺陈美好的东西，而尽量回避对不好的东西的渲染。比如《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就有那么多美丽、舒畅的描写，而十分刻意地回避众多血腥的场面——就连最后的饭店枪战都被描写得非常清淡，更别提最后M. Gustav的死去了。

但《文城》的用笔显然正好相反，整篇文字充满压抑、愤懑、不甘的味道，看完后我的感觉是想忘记这样的描写，也就顺便将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忘记了呀。

最后，我不得不说的是，小说对一些细节的“收拢”显得极度不够并草草收场。试举两例。

117页写道：

（李元成向林祥福女儿求亲不成，说道：）

“记住我，李元成，将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难了，就拿着报纸来找我。”

这段话说的很有“千金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味道，但后文不再回溯。很遗憾。

更大的遗憾是对陈耀武的描写。

从陈耀武顶替林百家被土匪抓去，他从容地对水上漂说：“我的（赎金）昨天就说好了”，到141页陈耀武很仗义地到王先生那里上课止，我一直觉得陈耀武一定会是个人物。但后面的描写急转直下，他的“勇气”被用在搭船来回两地看完林百家这件事上。最后的陈耀武就泯然众人了。

即使我们知道现实多半如此，但既然前面已经花费相当笔墨描写了陈耀武，如此草草收场也很是让我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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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本书都如重磅炸弹般，让我们震撼。同时，作者写作文字的动机永远不会为我们所知。

《文城》一书，在我看来，可能就是那个穿越了势垒而来到我们这一边的那个“小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