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0年，中国东晋隆安四年。孙恩入余姚，破上虞，进军至邢浦，被谢琰参军刘宣之击退后不久再度进军邢浦，并逼近会稽，守城的谢琰出战但战死。朝廷派桓不才、孙无终和高雅之领兵镇压，孙恩虽败高雅之，随后被刘牢之击败，孙恩再度逃入海岛。（维基链接）
公元1000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宋辽瀛洲之战。瀛州之战，是宋辽河北之战当中的一场遭遇战，也是关键一战。战役发生在北宋境内的瀛州，由于宋军主帅傅潜的懦弱无能，以及前线将领的沟通不畅，导致这场战役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此次战役也对日后的檀渊之盟产生重大影响。（维基链接1，维基链接2） 
第一时间（或者说第0时间）拿到了这本由中信出版集团即将发行的“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二本《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以平均一天2章的速度看完，顺便写下一些感想。
这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
首先，这段时期的历史解读存在很多“积重难返”的点。比如我正在翻译的《帝国与蛮族》（作者Peter Heather的另外一本作品是《罗马帝国的陨落》）中提到的“移民论”。
其次，这段时期的考古发现还不系统，史料还不够翔实。从历史学家的立场出发，既不能纯然由果（1000年之后的欧洲）推因（400-1000年间的欧洲），也不能无视欧洲在第二千年的发展而将第一千年完全割裂出去。
第三，在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古希腊、古罗马已经当然无存。罗马帝国在286年被戴克里先一分为二，吉本将476年9月4日定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日。而当今的众多欧洲国家还无法追本溯源到在第一千年终结之时存在的那些所谓祖先国（ancestor country）。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古罗马史等同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史，现代欧洲国家的历史（最多上溯至第一千年末期）构成现代欧洲史，但本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却没有一个帝国足够强大、足够延续、足够统一，能够成为这段时期的核心。
也因此，本书作者很是了不起，将这段时期欧洲的历史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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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我的建议是，阅读本书，最好是从最后一章“总结：欧洲历史的规律：400-1000”开始。作者在这一章对前22章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六种变化（转折）：西罗马帝国的解体；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西方明确的道德化政治行为（这点我在后面会继续讨论）；加洛林世界的终结；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早期的崩溃；以及北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稳步扩展。以及在欧洲整体上的财富聚集、政治的制度化和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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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认为“道德化的政治行为”才是这六大转折中最重要的？
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权力的合法性。现代宪政国家无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度。但权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不依靠宪政的君权神授。而这似乎才是第一千年中欧洲各国的立国之本。请注意，这里提到的是“道德化”——所以“国王们和他们的行为应该在道德层面上接受教会人士的监督”（p760）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还不是“宪政化”。
在一个尚未普及全民文化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教会作为唯一能解释基督教精神的组织，担当起这个重任是责无旁贷、别无他选的。
国王与主教形成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平衡。国王需要从主教那里发出的、代表上帝的认可；主教需要国王的支持和维护、有时也要仰仗国王的军队，将上帝的福音传递到更远更广的范围。于是，我们都不是在为自己战斗，而是为了更高的秩序、更高的真善美。 不过这和同期阿拉伯国家又有不同。接受监督并不是按照宗教体系进行统治、更不是政教合一。这样的监督出自一种“更高的计划”（higher plan），通过基督在人世的代理人（国王和主教）加以执行和监督。于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向这个更高的计划发起吁请，最高审判官从未缺席。
（这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也是不同的。作为天的代表和作为天之道的执行者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要展开的话需要一个很长的专题。）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体系中，众神除了能力卓越之外，和世人一样有着明显的弱点，也同样受到更高的命运（某种higher plan）的支配。隐隐地，在众神之上，更有一个隐形的最高审判官，一个更高的规则在起作用。
我这里提到这些，是想说明：欧洲的文化传承有着一个根本的主心骨（backbone），也就是对最高审判官（最高道德、最终极真理）的敬畏。由此，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最高道德、最终极真理的遵从。
第一千年结束后要再过500年，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剥去了教会对善恶的最终判定。最高审判官的地位更加超卓。
对统治者的挑战，并不是对统治者本身，而是对统治本身。这就会产生一些微妙（subtle）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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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大人，让我能看到这本即将付印的书。有些书还未面世，就注定会成为经典。《企鹅欧洲史》一套九本，应该就是这么一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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