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看《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今天看完了第四章，所以对3、4两章进行一个小汇总。
第三章的标题是“城市与乡村”。
前几天看完的《驯服利维坦》一书明确提到：
中世纪流行的谚语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Die Stadtluft macht frei.）
而在本书第88页也提到：
小镇的基础设施——城墙、城门、镇公所、喷泉和集市——最能反映它们对城市化的追求。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城市带来的自由正是所有人追求的东西呢？ 在“挥铲扶犁”一节中，提到：
想种好地，就意味着不要在这已经很高的风险上再自找麻烦。因此，人们对改变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心理，而且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生态条件十分关注。
这和我之前在看《时间地图》时的感觉是一致的：
第一、收取贡赋的社会必然会对商业行为不重视。这解释了中国历代王朝中商人地位低下的事实。
显然，中国社会的发展延续了这一本质。但是我这里要做出一个修正：对商业社会不重视（而重视农耕）不是因为农业的稳定，而更可能是在于农业的不稳定，所以不愿意再行加上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罢了。
农村的两极分化也很严重。这点在103页也讲述到了。而且它进一步提出：这种深层趋势不仅在社区内部制造了矛盾，而且削弱了人们解决矛盾的手段。
p110页：“穷”，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生活状态。“贫穷”，这是一个社会概念，是存在于富人的社会责任感中的一种观念。
城市的自由加上“集体忠诚感和政治自治权在贵族中创造了一种传统（学术上称之为“大传统”），即贵族当为城市的权利挺身而出，为了保护法律和特许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君主谈判交涉”。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封建体系，与中国的大一统截然不同。这对日后的国体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论点与《驯服利维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中的论述是相互呼应的。
另外，120页中提到：
国家和政治当局都会被卷入民众抗争，因为后者看起来是对前者的威胁。上层贵族努力把动乱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他们想借助动乱在过于强大的君主面前保护自己，并且影响政局变化。法国等国家的贵族都相信，他们有“造反的权利”，他们认为，在暴君侵犯贵族不可剥夺的自由时，他们有合法义务带头抵抗暴君。爱尔兰家族首领们显然也认为，他们有合法权利去召集各个“septs”（家族）反抗英格兰的统治，包括反对英格兰这个敌对的国家和英国国教这个异己的宗教，还有英国人殖民爱尔兰的趋势。但是贵族们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特别是因为许多民众叛乱的表象之下都涌动着反贵族情绪。
这里，显著地将贵族与王室、平民脱离了。这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精英层次。他们不相信君命天授，而是相信君命来自对一些原则的遵守；但是，在此过程中，贵族也需要十分小心，不被平民革命的洪流淹没了。
第四章的标题是“财富与贸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我们在讲述西方基督教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必然无法回避一点：“金钱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可能有些尴尬”。但是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
国家债务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债务和信贷在人的生活中是有道德内涵的”。大家族敢于给王室放贷，正是因为君命虽大、君权虽甚，也有更高的法则在统御。这也应该是合约社会的基础。国家发行货币中的种种“伎俩”也是本章中让人莞尔的段落。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恰恰是自利者审慎的合作创造了主权者的权力，人类同意放弃他们一部分的竞争本能以换取法治，从而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然后……社会的道德规范全凭君主，君主说怎样便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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