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之围

《李自成》一书的第七卷《洪水滔滔》和第八卷《崇祯皇帝之死》有很大的跳跃。第七卷主要是讲述开封之围，也讲到了袁时中的叛变和慧梅之死。其结尾是：“到了！到了！神医到了！”让我对慧梅是不是真的死了产生了一些疑问，也真心的希望慧梅这么一个好姑娘能死而复生。

而第八卷开篇却是：在李自成去米脂祭祖期间…… 作者对此有一个脚注：

甲申初春——崇祯十五年秋，洪水淹没开封后，李自成决定另找一个立足地，遂于十二月初攻入襄阳。翌年三月，李自成亲往樊城，杀了罗汝才。从此各路义军远避李自成，不敢再同他合作。五月，他改襄阳为襄京，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国号“新顺”。 八月，明督师孙传庭在崇祯屡诏切责下，率兵出潼关。义军不断以弱兵诱敌；孙传庭因“胜”而骄，逐渐陷入包围，并被截断粮道。九月，义军于颊县大败明军，孙传庭率残卒逃回撞关。河南总兵陈永福投降。十月初六日，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中。十一日，李自成进入西安。遂定国号为“大顺”，改西安为长安，并健全了中央政府。十一月中旬，李自成回米脂祭祖。以上内容未及详写，有些情节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插叙、倒叙的方式出现；而本卷则从十二月中下旬写起，很快进入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场景。

为什么作者要进行这样的处理？

历史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写这个而不写那个发生任何变化。它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真。但是，历史是如此复杂、如此多面、如此庞大，我们每个人在客观上都是那几位摸着象的盲人；而主观上我们都有一些心灵深处极为娇嫩的地方，因回顾历史而觉得会触动这些娇嫩的地方而选择了回避这段历史。

因此，我们理解到的历史虽然都基于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但是各人内心的解读却都不一样，要写下来的文字则更是不同。

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找到了这一部分文字，一则是因为这部分文字本身的素质：权威性，优美性；另一方面又是我主动的选择。以我的一己之思维反过来诠释作者当初的想法，肯定会谬以千里。但是，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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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文字省笔、曲笔都大概可以归结到那么几个理由：

1. 要描述的东西为大家熟知，即使不写大家也能了然于胸；
2. 要描述的东西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允许，不接受，比如一些露骨的色情描写，为尊者讳等；
3. 要描述的东西不重要，特别是与其他要描述的东西相比的时候；
4. 篇幅限制；
5. 忘记写了……

那么，姚雪垠没有去写这段开封之围以后，李自成米脂祭祖之前的历史，是因为什么呢？

既然是写历史，就不能假定大家对这段历史都已经熟知，所以我们应该排除第一个原因；而这段历史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襄阳是如何攻下的？罗汝才（曹操）又是因为什么被李自成所杀？新顺朝、大顺朝的建立是怎样的？和孙传庭的战斗又如何开展？陈永福为什么投降？这些问题，无一不是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姚雪垠不会因为这段历史不重要而忽略不写。

而《李自成》一书既然有了10部，篇幅已经轰然拉开，篇幅限制一说也不怎么站得住脚；忘记写更是滑稽……

那么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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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滔滔》一卷可能是全书中最令人压抑的一卷。慧梅之死已经够令人压抑，而作者不惜笔墨大段描述的被围困的开封城内的民生则更是令人不忍卒读。随手举一例（见《李自成》卷七297页）：

……香兰见招弟哭得这么惨痛，也痛哭起来，不忍动身。小宝见姐姐哭，妈妈哭，他也嚎啕大哭起来。最后全家人都大哭起来。哭了一阵，祖母怕耽误了媳妇出城，把招弟揽到怀里，哄她说:
“招弟，你听奶奶说。小宝是男孩子，你不能同他比，他是一家的命根子。让小宝随妈妈逃走吧，先救活弟弟要紧。你可惜不是一个男孩子。”
招弟昕奶奶这么一讲，心中明白了：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她也不能同弟弟比，应该让妈妈带着弟弟走。于是她不再大哭大闹，变为低声抽泣。香兰牵着小宝，哭哭啼啼动身。一家人都送出大门， 忍不住又哭了一阵。德厚挥手让他们走去然后把母亲搀回院里， 闩上了大门。
香兰一面哭，一面牵着小宝往宋门走去。这时街上有不少妇女，也在哭哭啼啼向宋门走去，香兰母子就混进了这哭着的人流。昨日下午，王铁口和德耀已约好今晨在宋门等候香兰和小宝。这时果然在城门附近遇见了。香兰有几天没见德耀，今日一见，看出来他已比往日饿得更瘦了，不禁心中更加悲痛。从宋门出去的妇女，约有两三千人，小孩们也在里边拥挤着。但因有兵丁守门，大家有点害怕；同时因为大家都饿得瘦弱无力，好像风一吹就会倒下，所以挤得不算厉害。香兰与德耀洒泪相别后，已经走出一丈开外，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德耀呀，要常常回家去望一望。你哥是一个书呆子，百无一能，只会读书。娘快饿死啦。你一定常回去看一眼，兄弟！” 她哭，德耀也哭，小宝也哭。她和小宝被卷在拥挤的人流中出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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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狂风呼啸，而屋内因有着空调而暖洋洋的让人慵懒。此刻我正坐在电脑前忙着博我的文章，稍后和朋友会在Skype上进行例行的讨论。而孩子坐在床上看着电视。

我点燃一根烟，我的思路随着青烟缭绕着。我和太太各自有着一份收入还算可以的工作，有着自己的房产，有着不少的投资。虽然远远不是千万资产，但是我很满意，因为家庭生活的保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我不能不想到那时开封城内的人们。我们借由这本书而在时空上有了一份微妙的联系。

我如果生在、处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会如何活下去？“百无一用是书生”，我除了读书识字之外，还有什么谋生的手段可以让我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存活？又有什么手段可以让我的妻儿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存活？ 我承认我不能。这是一个我沉思很久之后不得不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因为我和他们格格不入，而是因为我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将我一个人时的自由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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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这样具有天生悲天悯人的性格的人，光是想象这样一些情景就会使我坐立不安，更不要说去体验那时那地的真实情景了。但这并不是说我就不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降尊纡贵”的去过那样的生活，而是说，一旦我要面对这样的情景，即使这些问题并不是我造成的，我的良心会让我不安和难过。这是一种由同情心而引发的自我道德谴责。我会谴责自己不能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们全部，不能舍弃自己的生命、名誉为他们争取应得的生活底限。

当我选择从一个乞丐身边走过而不去施舍哪怕一个硬币的时候，我不会去怪罪——但是也许会借由这个来给自己渺小的内我找一个借口——他们的懒惰和狡诈，而会慨叹命运之不公，无奈社会之不公，进而谴责自己之无能。我没有伟大到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帮助这些人，但是也没有渺小到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而至于开始贬斥他们的存在影响了更大的和谐。

正如我当年读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一书时写下的感慨：

否定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呀！尤其这否定来自有充分理由肯定的人。
对于忽必烈，他自然不会去想到脚夫、石匠、清道夫……只会意识到他们会存在。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对于马可·波罗而言，自身存在或不存在又有多大的区别？对于马可而言，眼外的世界与心中的世界已无所谓何者真实的问题；既然于此一节能相通，自身的存在与否又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

历史就是如此严肃而严酷的存在着，但是我们可以避而不谈。正如Mark Twain所说：

It is by the fortune of God that, in this country, we have three benefit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ought, and the wisdom never to use either.

打住。说这么多，不是我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