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看《中国通史》第二编。
有宗教信仰有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信错了是最可怕的。
曾经有个精神病人,老是以为自己是拿破仑——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他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正常人来看,就是psychi。经过了若干年(?)的治疗后,他终于貌似康复了。于是人们拿来一个测谎仪对他进行测试。
“你是拿破仑吗?” “不是。”
机器显示他在撒谎。
故事没有告诉我们的是,最终他选择了做疯子还是做一个不诚实的人。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毕竟,老实和尚也还有不老实的时候。更何况,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选择有那么一段时间,臆想着自己还是拿破仑。这比当疯子要好的多。
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最多的是经加工过的、舶来的宗教。范文老也明确指出,在中国,“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之,这就形成汉族历史上允许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彻底排斥,从不发生所谓宗教战争的特殊现象。”(p.311) 可是,shit happens. 而且更shitty的是,很少我们能找出一个reasonable reason来阐释这一切。
王立群教授昨天(3.11)在百家论坛里说到卫青为什么讨伐匈奴如此成功的时候,列了一些原因,其中竟然有一条是“幸运”, “天意”。我不是很能苟同,至少我认为说是他以及他的智囊团善于分析,善于把握比较恰当。这是题外话了。但是,这至少说明,有些东西尽管经过了分析,还是很难找到原因,所以很容易的,我们就愿意归于天意,从而引发了信仰的存在。
中国史官文化是求实的,善于分析的。即使分析不到最终的原因,至少这样的文化环境要求你去进行这样的分析。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从本质上削弱了归于天意的冲动。这就是史官文化对宗教的抵抗。而其不彻底性,就在于当时的环境、方法论还不够完备,所以当史官穷尽一切分析后还不能找到原因时,就不得不归结到“不可 知”去了。
我之所以要扯这些,是因为我不能判断我自己是不是有信仰。母亲去世时,在她的床前,我答应她,我会皈依基督教。可是,经过这三年的时光,我还是没有去受洗。要找表面的原因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不准备谈这些表面原因。
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也是深受史官文化、儒学熏陶的人,在我人生观、哲学观基本成型后,才开始接触到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我才会有那样的迟疑?
当母亲去世时,她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一个交代,那么出于对我父亲的敬仰和爱,出于在天国与我父亲相聚的强烈渴望,她的决定是一个natural decision。但是,我毕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哈姆雷特说: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莎士比亚全集》五,p.341)
他有他的问题。我有我的。让我们将此称为生活吧。 Omnia vincit amor, et nos cedamus amori.至少这是我现在的一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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