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的第二部《奥德赛》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英雄奥德赛（或者称奥德修斯）回乡的故事。
全书廿四卷，前十二卷主要讲述了奥德赛回家途中的漂泊和历险，后十二卷主要讲述了奥德赛设计杀死求婚者，与妻子佩涅罗佩（Penelope）团聚的经历。
无论是在《伊利亚特》还是在《奥德赛》中，奥德赛都以足智多谋而闻名。先不说他是木马计的提出者，就说一个有关他和阿喀琉斯之间的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聪明程度。
阿喀琉斯甫一降生，他的母亲海洋女神忒提斯就已经知道他的命运：他将在特洛伊战争中死去。为了保护儿子，她一方面将阿喀琉斯倒提在冥河中浸泡，使他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踝部分因为被双手捏住而没能得到浸泡而成为阿喀琉斯唯一的命门。另一方面，忒提斯将阿喀琉斯男扮女装，混在后宫与诸位公主一起。奥德赛扮做商人，将珠宝首饰以及一些武器展示给公主们看。其他公主都只对珠宝首饰感兴趣，只有阿喀琉斯假扮的公主对武器有兴趣。
随后，奥德赛又安排人在王宫外吹起军号，冒充敌人进攻。公主们都慌乱逃走，只有阿喀琉斯拿起武器准备应战，而最终暴露了身份。
特洛伊战争以希腊联军的胜利告终，但整个事件远远没有结束。
海神波塞冬因为奥德赛刺瞎了他儿子Polyphemus的眼睛而决定报复，奥德赛从此花费了整整十年才回到了故乡伊萨卡。
《奥德赛》中并未直接点明这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安排，而是展现了命运、神意、人为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
命运（Moira）在古希腊观念中代表不可违抗的宿命安排，是宇宙秩序的终极体现。在奥德赛的归乡之旅中，命运预定了他最终回到伊萨卡与妻子佩涅罗佩（Penelope）团聚的结局，这一大方向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如何实现这一命运，以及在实现过程中经历的具体磨难，则受到神意与人为因素的深刻影响。
神意（Divine Will）体现了诸神的意志与干预。在奥德赛的故事中，海神波塞冬因奥德赛刺瞎其子独眼巨人Polyphemus而怀恨在心，成为奥德赛归途中的主要阻碍。波塞冬的报复体现了神明的权威与记仇，但也受到更高层次命运的约束——他可以延长奥德赛的苦难，却无法改变其最终归乡的宿命。
人为（Human Agency）则代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由意志。奥德赛的智慧、勇气与坚韧不拔的品格，使他能够在重重险阻中找到生存之道。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行动，都在影响着归乡之路的具体进程。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动态且复杂：命运设定了最终目标，神意在过程中施加影响，而人为则在既定框架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奥德赛的归乡之路正是这三者交织作用的体现。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明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他们拥有与人类相似的情感，包括愤怒、嫉妒、报复心等。在《奥德赛》中，海神波塞冬就是如此。他的报复手段体现了神明的绝对权威：通过制造风暴、海难等自然灾难，使奥德赛在海上漂泊十年之久。
但是，神明的报复并非完全任意，而是受到更高层次命运的约束。这种限制体现了古希腊宗教观念中命运的至高无上性——即使是神明，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命运的安排。
让我们这样来思考：命运既然已经安排奥德赛必然能回到伊萨卡，我们可以合理假定命运也已经安排神明对他归乡之路所施与的种种阻挠。这种跳出中国传统“神明万能”的设定，才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魅力所在。
也就是说：即便是最强大的系统内部力量（神明、政党或领袖），也无法摆脱更高层次的元规则约束。这不仅体现了哥德尔定理的普遍性，也揭示了人类认知和组织结构中的根本特征：总存在某种超越性的框架，约束着系统内部的所有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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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很多古希腊古罗马故事，Penelope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性形象。
奥德赛出门打仗10年，回乡10年。在这20年间，她抚养儿子、照顾公爹、打理庞大的产业，但最大的挑战来自因为相信奥德赛已经死去而上门求婚的众多求婚者。
她最聪明的一个策略是，假托要为公爹织一件寿衣。《奥德赛》中借奥德赛儿子之口这样描述：
她（珀涅罗珀）答应嫁给你们中的一个，但又在心中暗自盘算。她在大厅里竖起一架美丽的织布机，开始织造宽大的布匹。她对求婚者们说：“年轻人，你们先别急着要我改嫁，让我先为拉厄耳忒斯（即奥德赛的父亲——作者注）织完这件寿衣，免得我的纺织工作日后白费。”
她白天在织布机上织造，夜晚则点起火把，悄悄地把它拆掉。她这样欺骗了三年，始终没有被发现。但到了第四年，她那些女仆中有人泄露了秘密，我们发现她在夜里拆掉白天织成的布匹。于是我们日夜监视，强迫她织完那块布料，她只好不情愿地完成了它。
Penelope用这个方法争取了不少时间，也最终等到了奥德赛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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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汉族没有自己的史诗，倒是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史诗。而西方也有很多流传下来的史诗。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为什么汉族没有自己的史诗？
在古希腊史诗中，英雄们与命运抗争的过程本身就是史诗的核心。他们明知命运的约束，却仍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或挑战命运，这种抗争精神构成了史诗的戏剧张力和悲剧美感。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代表了宇宙、社会、统治运作的最高原则。既然统治者本身就是“天子”，是天命在人间的代表，那么对天命的抗争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天命本身就是正当性的来源。在这种观念下，个人的奋斗和抗争更多被视为对天命的顺应，而非对抗。
因此，中国的改朝换代不是改换天命，而是当朝当代的统治者“违背”了天命，或者说无法维持自己是天命代表后的结果。
桑本谦在《法律简史》一书中深刻地指出：
倘若不具备世袭的条件，反清算的斗争就更要从长计议。好在生命有限但思想可以不朽，如能指明一条道路，为国家规划出最好的长远战略，那么只要确定自己就是这条道路或这套战略的开创者，就可以为后任制造清算的障碍，因为国王实际上把自己的家族安全和政权合法性绑定在一起。后任国王可以摆脱前任的权力，但却逃不出前任的思想，清算前任将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倘有如此强大的护身符，就足以阻止任何实质性的清算。
这也可以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注解。
这篇读书笔记本来应该在25年完成，但不巧，我崴了脚而无心写作。那就作为26年的开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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