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直TYTSTN地认为，中国是个法制很完善的国家：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有一个法律（也许不成熟、也许不完善），每个人都会很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定能做的，我自然放心去做，不用担心有阻碍；法律规定不能做的，我自然不会去做。法律没有规定能不能做的，我凭自己的良心。
后来，我才知道，我真的是TYTSTN。我们的法律体系很不健全，执法也往往不能到位，于是有了种种我觉得看不懂的事情。
就拿这次的于欢案来说吧。
案子刚由南周爆料，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无缘无故怎么会去借那么多的高利贷？既然报道中没有写——而如果借高利贷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南周不会不说——所以我已经判断出“没那么简单”。
果然，后续的报道就开始揭老底。说老实话，我看到这些揭底的报道也一点不奇怪。如果不是那样，那才是一件咄咄怪事。
我们来讲道理
从这个案子前后来看，有不少道理可以讲。
- 讲道理，明知道还不起钱就不该借钱，明知道被担保人信用恶劣就不该为其担保。
- 讲道理，明知道black社会上门追债会无所不用其极，就更不该问black社会借债。
- 讲道理，哪怕一个人负债累累，也有正常生活不受打扰的权利。
- 讲道理，既然某人欠债不还信用很差，应该不会有人借债给此人才是，而且应该将此人的不守信用广而告之才对。
- 讲道理，既然做了上门讨债的行当——而且是为black社会讨债的行当，知道欠债的人也不是善茬，就要有为了讨债而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
- 讲道理，既然马仔为自己干活的时候出了事，老板就该有担待，出面摆平。要么派人做了杀人的人，要么要求更多的赔偿来了解此事。
如果这件事全然按照道理（含江湖规矩）来办，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来讲法律
我不是个法律人士，所以也讲不出什么法律上的一套一套。
判决书上明确的一个事实是杜志浩确实露出了自己的下体，对着苏银霞，但是没有任何人提到如南周所说将生殖器插入苏银霞口中。
另外，民警到了现场后“说‘恁要账归要账，不能打架’。然后派出所的民警出去接待室了。”
我没能看到其他任何关于民警如何处理现场的证词。
我不知道法律上有怎样的规定。在接警并出警到达现场，而且现场出警缘由并未完全终止、而且民警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已经终止的不会再度出现的情况下，民警离开现场去外面调查事情是出于什么流程和规定？在我看来，难道不应该首先是制止伤害行为的进一步进行，分离冲突双方，然后展开调查吗？转身就走，将原来的冲突双方继续留在一起，是否欠妥？而且当事人都在房间内，不在第一现场调查，到外面的接待室调查是出于什么考虑？法院能否也提供一下这个过程的详细内容？
我现在看到的只有：
处警民警XXX、XXX关于本案处警经过和有关情况的说明。
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协勤队员XXX、XXX证实接警后与XXX一起出警的情况，与XXX处警经过证明的内容一致。
我的问题是：
- 法律以发生的事实作为判定依据，在众多环境下是不是并不能对受害者加以恰当的保护？
- 法律不光要制定，还要实施，而且要及时地实施。不作为，对这样的侮辱行为是不是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赖账不还是不是也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 法律的宣判不以舆论为导向，不受舆论的监督和控制。如今这么多人说南周的报道是在对宣判施加影响，是不是有点“怕什么就有人说什么”的感觉？或者这么说，就是怕宣判经不起舆论推敲，所以先用“不要以舆论来干预”的论点来阻挡一下？再换个角度，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和推敲，哪怕有了终身问责制，其实也是“然并卵”？毕竟，我自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也很难进行彻底地challenge，往往适可而止。一个体系中自我challenge恐怕会更难吧？
（郑重声明：我不是法律人士。所以上述对法律和法律界的疑问纯粹只是疑问，不是设问也不是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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