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一般懒得写时事的东西。原因也不外乎几个：
- 翻转和反翻转和反反翻转总是来得太快又层出不穷。
真相永远躲藏在迷雾之中，也没有任何来自“最高审判官”的澄清——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澄清，却反而引发了更多的speculation。更何况，媒体在有意无意间、自觉非自觉间总会“适时”地抛出一些新的“问题”，吸引一批又一批吃瓜的群众。
米兰·昆德拉在《庆祝无意义》（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中深刻地指出：
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
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思考、在思考后评论，只是在无意义中寻求着意义，并为找到的所谓的意义而庆祝罢了。Alas, very droll.
- 讨论时事风险太大。
就我个人而言，之前我写了一篇时事并发布在我的订阅号里，然后就被和谐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那个帖子的闵赶瓷在哪里。我懒得去问，也不屑去问。幸好的是，我的订阅号并未受影响，还是能发布“正常”的帖子。
有可能的话，最好不要思考；万一思考了，也不要写下来；万一写下来了，也不要拿出去发表。
我在微信上发布我的原创，向来都是曲高和寡。有人点赞我开心，有人打赏我更开心，有人留言我最开心——留言才是沟通的正确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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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不少新闻，比如：
当然还有大量有关蛋壳倒闭的新闻。
我有一位朋友作为房东参与了蛋壳的租房计划。这次蛋壳倒闭后，他也受到了影响，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处理。我在微信上问他处理的结果。他说，他“命苦”，租客也是“命苦”，将自己重要的事情放在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机构身上。但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的商量结果，是这位（年付的）租客继续住下去，但是要支付原来价格的一半给我这位房东朋友，而我这位朋友损失了这位租客租房期间预期租金收入的一半。
还能怎么办呢？我朋友的处理方法我是比较欣赏的，并让我想到了我翻译《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时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
如果（梅纳德）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并需要就实际事务的推进选择方法时，合理的原则总是选择最慷慨的路线。
本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一个各方可以得益的模式。但就是因为资本的贪婪和所谓的各种“创意”，让所有人——除了血腥的资本——陷入了多方共输的局面：年付的租客要多付0.5倍的租金，而房东却少收了0.5倍的租金。
1+0.5=0.5了？！
这被抢劫掉的1成就了多少人的光环？！却又造成多少人的损失和痛苦？！为什么要让他们承担这些“创意”的代价？！
回到我文章开头时引用到的三个新闻。这三个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符合我最近在看的《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中说的一句话：
But in the future urbanization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uld lead to less benign expressions of public rage.
但到了将来，城市化和电子通讯可能导致人们在表达公共愤怒时变得更缺乏善意。
卡普兰写这本书时差不多是在2012年前后，他的预言在8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验证。
这是必然的。具体分析我就不展开了，因为展开的结果是这篇文章被和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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