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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凯恩斯主义的伟大胜利?

    承蒙中信丁媛媛老师赠书《灭火》一本。在年关前读完了。

    这本书的三位联合作者都来头不小:伯南克,美联储前主席;盖特纳,财政部前部长;保尔森,高盛集团前主席。三人都在那场金融危机的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融危机是无法避免、从而注定发生的吗?当一切监管程序、手段都注定能被破解、能被绕开后,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书中一再提到系统性风险,这和我最近的译作《对冲》一书中提到的观点是一致的。系统性风险从何而来?如果它无从避免、必然伴随,那我的答案是这个系统有了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来看看三人如何来应对这场危机。

    三人在处理此次危机,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体现:政府的及时而强力的干预。只有政府才有这么大的魄力、执行力和最终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并能有如此的全局观,能掌握如此全面的信息;才有如此多的资源可供调用,并合理地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正是凯恩斯的伟大胜利。

    在我看来,三人的做法再次验证了我当年博文《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中的基本看法:凯恩斯确实比哈耶克更好用。 如果我们相信:

    1. 一个系统设计至少是合理地良好;
    2. 系统内的规则至少是合理地自洽;
    3. 每个在系统内经营的人都是理性的;
    4. 纳什关于均衡点的存在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所有在系统内运作的人,不论其主观意向如何,都将做出就系统级别而言合理的选择和行为,而从总体上符合系统设计的要求,不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出现如此的chaos,那么我上面所说的几点就至少有一点是错误的。纳什不会错,所以必然是前三点出了问题。

    但我们没有更好的系统,而这个系统至少能带来据说是我们都想要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 谈谈英国历史上的三个男同性恋

    谈谈英国历史上的三个男同性恋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又称“腐国”。当然,我这里说到“英国”不是很严格的,因为王尔德是爱尔兰人。

    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应该出过很多同性恋。今天我要讲这么三个在历史时期上有重叠而且(似乎)两两之间还有一点影响的男同性恋。

    一、奥斯卡·王尔德(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

    我很早就开始看王尔德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收藏了如下他的作品:

    1.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990/08/07
    2. Complete Fairy Tales of Oscar Wilde,1993/12/16
    3.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997/08/23
    4. Lady Windermere’s Fan,1997/08/23
    5. 道连·格雷的画像,2008/02/08

    以及一本他的传记《奥斯卡·王尔德传》。

    王尔德所在的那个时期,英国是禁止同性恋的,同性恋是违法行为。王尔德因为遇人不淑,结识了自己的同性恋伙伴(“波西”),最终“身败名裂”,郁郁而终。

    此人文字极美,音律感极强。一般泛泛而言的阅读,为了追求速度,要求不能在心中默念,但是读此人的文字恰恰需要一边看一边在心中默念。比如这么一段(来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Then I feel, Harry, that I have given away my whole soul to someone who treats it as if it were a flower to put in his coat, a bit of decoration to charm his vanity, an ornament for a summer’s day.

    我手上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译文仅供参考):

    这时我就会觉得,哈里,我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送了人,可人家不过把它看做可供别在衬衣上的一朵花,衬托他虚荣的一点装饰,夏日里的一种点缀。

    《道连·格雷的画像》代表着王尔德极为纯粹的美学理念和哲学思想。(以下文字摘自我2009年1月10日的评论《L\’Image du Mal》和2012年2月8日的评论《读“英国文学史”》和2015年10月9日的评论《王尔德之美》):

    外在美,在道连心中,是一种美的表征。它代表了道连所要追求的境地,然而在追求的过程中,其内心——由肖像所表征——却发生了可耻的堕落。因此,如果我说: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应用了丑的手段,那么人们就已经失去了美的本身,即使所追求到的“美”是被广为认可的,也并不是“美”的本质。我想我并没有说错。

    王尔德在这里埋下了一个结论:人的灵魂才是人存在的根本。当道连用杀死Basil的匕首捅向肖像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而整部小说也在终极高潮来临后戛然而止:道连死了,死后的他容貌可憎;而肖像“活”了,恢复了18年前的姣好……

    这里我们看到的既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寻求罚”,也不是卡夫卡的“罚寻求罪”,而是第三种:罪与罚的泯灭。

    亨利爵士是如此的恶、却又如此的“美”,和波德莱尔的Fleur du mal的取名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当一桩桩罪恶在他的笔下用如此优美的文笔描写出来,我分明嗅到了悲剧的味道。如果悲剧是将美的东西打坏了给人看,那么将美的东西用如此美的方式打坏了给人看,就是绝顶的悲剧了。

    他也是一个骑士。面对所有不利的局面,他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虽万千人吾往矣”也许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描述了吧。

    二、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6月5日 – 1946年4月21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三兄妹中的老大,“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影响了英美经济体系三十多年,第一位获封成为贵族的经济学家。

    1895年王尔德受审之时,梅纳德12岁,正是男童懵懂发育的时候。他在其早年(伊顿公学和国王学院)的同性恋行为,很难说没有受到王尔德的影响。

    比如这一段(来自我翻译的《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

    凯恩斯在德国向杰弗里解释王尔德后两年的圣诞节,凯恩斯家的三个孩子受邀参加一个化妆舞会。玛格丽特说:“我觉得你最好扮成奥斯卡·王尔德。”梅纳德吓了一跳,不过发现她是在对杰弗里说,才松了口气。他们的母亲立刻粉碎了这个念头,惊叫道:“哦!那可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那天下午,凯恩斯一家去和达尔文一家喝茶。梅纳德听到玛格丽特·达尔文(当时18岁,9年后嫁给了杰弗里)问玛格丽特·凯恩斯:“奥斯卡·王尔德是因为偷盗而坐牢吗?”他妹妹有点慌乱的回答说:“哦,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让他怀疑她早上说那话的时候知道她暗指了什么。

    (玛格丽特:梅纳德的二妹,后来嫁给了诺贝尔奖得主阿奇博尔德·希尔;杰弗里:梅纳德的三弟,外科医生、目录学家,二战期间为皇家空军服役,并被授空军少将衔,娶了玛格丽特·达尔文——是的,她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达尔文的亲孙女。)

    我翻译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从中领悟了“元规则”(Meta Rule)的概念(此处不展开,见我为此书写的译者序)。

    凯恩斯一生情人无数,而且也惯于在街上、浴室里寻找他的对象。书中有一段描述了他和图灵的一次际遇:

    凯恩斯讨厌咬指甲。……他审查国王学院院士候选人的年轻人时会检查他们的指甲有没有咬过。至少有那么一次,指甲的检查被证明具有历史意义。“今天我不得不和一位院士候选人吃午饭。在纸面上看他是最为聪明的那种,值得去检查一下他本人和他的指甲,”1935年他对妻子说。“他实在出色——没有丝毫疑问。指甲和你的一样长(当然是按比例算),毫无瑕疵。而且他人很好。他叫图灵……”。

    文史上没有梅纳德和图灵恩恩爱爱的记载,但是这段描述已经够基情四射了!

    三、阿伦·图灵(1912年6月23日 – 1954年6月7 日)

    图灵,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图灵机”、“图灵测试”以他命名,二战期间在布莱切利公园为政府工作,破解了纳粹德国的英格玛密码,几乎以一己之力提前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布莱切利公园工作期间,图灵和一位女性有了唯一一次的正式交往。琼·克拉克在1940年6月向布莱切利公园报到的时候,她正准备参加剑桥数学学位的最后考试……约会了几个月后,图灵向琼求婚,琼也立即答应了。没过几天,图灵……向琼坦白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并希望她能终止订婚。出乎图灵的意料之外,她没有那么做而带他去伦敦见了她的父母。……几个月后,图灵意识到他无法继续这桩婚姻。”

    但是他对科学和人类的贡献远不止此。以下文字来自我翻译的另外一本小书:

    图灵生于1912年6月23日的伦敦。他成长起来的那个年代,数学正处于混乱之中。诸如无穷的本质、集合论以及公理系统逻辑这样的话题在那段时间吸引了对数学基础感兴趣的从业者和哲学家的注意力——当然也让他们迷惑不已。构造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基础来证明所有的数学事实成为数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但是到了1931年,奥地利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ödel)粉碎了这个希望。他证明在任何足够复杂——足够复杂是说还能派上用场——的数学系统中,某些真命题无法被证明。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建立在公理上的系统既能完备又能内部一致。你不能证明派生自这些公理的所有真命题。

    但还有第二个深刻的问题。即使不能证明所有的真命题,但是不是有一种方式来判定某个特定的数学命题可证与否?

    图灵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他不是第一个得出这个结论的人。在图灵完成论文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逻辑学家阿隆索·丘奇(Alonzo Church)发表了他自己对所谓“不确定性”的证明。图灵的伟大不在他的优先声明,而在于他构造证明的创新方式。他发明了一台电脑来证明“没有(这样的方式)”。

    这一论断对后世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他却经历了一次对英国刑法缺乏“智能”的遭遇。警察在调查图灵家中遭遇的一次入室盗窃案时,图灵承认他经由一次同性恋行为而认识罪犯的同伙。于是图灵成为了罪犯,根据禁止同性恋法案他被指控“严重有伤风化”。图灵认了罪,选择接受注射荷尔蒙的化学阉割惩戒,而不是去狱中服刑。他的安全许可也被撤回了。

    两年后,图灵的清洁工发现他死在床上,床边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官方的认定是食用氰化物自杀。一个将西方民主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拯救出来明星人物,在他41岁的时候,成为另一个伪装得更好的恶魔的牺牲品。

    (图灵的生平、成就可以参见《模仿游戏》这本电影。)

    对图灵,霍金的评价(见我随手翻译的他编纂的一本小书《上帝创造了整数》)是:

    我们只能想象,图灵如果活下去,他能有怎样伟大的成果。我们也只能想象,要是图灵所受的折磨早发生十五年,在他于二战期间领导了破解纳粹使用的英格玛密码之前,英国和整个自由世界会有怎样的后果。不过,图灵已经证明,没有机器可以判定这个问题。

    这三位赫赫有名的同性恋,只有凯恩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另两人都因为“严重有伤风化”(gross indecency)而被当时的法律惩罚。

    请注意,他们获刑,不完全是因为同性恋行为,而是“跨越了阶级区分,而和一个劳动阶层的人发生了亲密关系。相比之下,他在大学中的同性性行为,出了围墙就没人注意。”

    所以,他们的阶级正确,他们的行为“正确”,他们行为的对象“错误”,才引发了这一一连串的悲剧。


    有时候,看书就是酱紫的,一本一本书地看,发现居然串了起来。然后某天清晨突发奇想,要把这些人、事、物串在一起写下来。

    于是,就如今晨这篇随手而成的小文一般。

    感觉自己萌萌哒~~~

  •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趁着去深圳出差,看完了《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之所以看这本书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个人的第二本译作《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出版后,我一直受邀参加读书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译作。在不同的场合,提问环节中都会有人问:有没有讲到哈耶克?你怎么评价这两个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去看看有关哈耶克的书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但是,对待同一个现象(“经济”)两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 凯恩斯从《通论》开始就开创性地引入了宏观经济;而哈耶克还是从微观经济入手。
    • 凯恩斯主张大政府的干预;哈耶克出于对极权政府的害怕而极力反对政府干预,而主张自由化经济。
    • 凯恩斯的经济从上而下,可以说是演绎法;哈耶克的经济从下而上,可以说是归纳法。
    • 两人各领风骚。这场延续了80年的“争斗”还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
    • 凯恩斯来自孤岛,周围是海洋,出身高贵,获封爵士,英年早逝;哈耶克来自大陆,出身略微比凯恩斯低一些,获得诺贝尔奖,长寿而终。

    但是,争斗也许早就结束了。在我看来,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更令人倾佩,也是更高屋建瓴的。

    从微观出发有好处,因为所讨论的东西十分实在,社会和生活中有大量的实例,所以可以找到一些感觉会有关联的指标,(如今更可以)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很快地找到相关性,总结模式得出结论发表文章了。

    而从宏观出发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你需要找出(甚至创造出)那个或者那几个对研究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基础指标(比如GDP之类的),然后从上到下将其分解成为一些小的指标,然后去收集数据,分析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这个分解的过程很不好搞——因为往往没有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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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这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风水轮换?其实,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人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总是会抱团,于是要求有政府;人在富足安康之后,总是会脱团(或者只成立极为封闭的小团队)。这样的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很明显了。 当然,在任何时候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没有的。比如说,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劳动力,所以要鼓励多生娃。这样的伎俩加上“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子女负担等事实”的帽子,就好像说服了自己,目的不是为了搞出多一些劳动力的本质了。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斗争还将继续,但是其本质并没有那么复杂,也确实和经济无关。

  • Keynes vs Hayek

    Recently my translation of Richard Davenport-Hines‘ Universal Man has been published.

    I am now doing several rounds of lecturing in various locations to share my understanding on this book, in particular, altruist or altruism.

    During one of the sessions,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please let us know something about Keynes and Hayek.

    Well, I am not an economist at all and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any economic topics. But, as the author said correctly: Universal Man is NOT a book about Keynes as an economist but rather a book about Maynard\’s seven life.

    Anyway, I just bought a book Keynes vs Hayek to get a glimpse of these two great economist.

  • 《凯恩斯传》译者序

    《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终于出版,这是我个人第二本译作,原著为《Universal Man》

    根据我的统计,此书从2015年6月初开始翻译,最后一次提交修改是今年2月,4月份的时候清样校毕并提交了最后一次的修订(Errata)——主要是不满意出版社对我的译作的修改,基本全盘“否定”。

    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

    翻译过程中,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景瑶编辑邀请我写一个译者序,现全文刊登如下:

    ==========

    这本书描绘的是以“经济学家”最为我们所知(也许还是最为我们所误解?)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经济是国之大事,也是民之“小”事。翻开一位经济学家的学术专著,有基础的读者自然能顺藤摸瓜理解或者试图理解一套理论的起承转合以及实际应用;而对经济没有足够掌握的读者往往在浏览了一两个章节之后就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利率又是如何驱动了国内需求?“货币数量的上升(下降)会刺激(压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因此提升(降低)了生产和就业”?人民币进入SDR,美联储宣布加息又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如何的影响?……

    这样的问题和疑问往往需要用阅读这些文字本身多出几十倍的时间,并在借助其它资料以及自我逻辑思考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一种解释。

    所幸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作者也明确的说:“我们这本小书,省略了技术性的东西,而选择性地将重点放在描述凯恩斯本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凯恩斯的七面人生:利他主义者,少年英才,官员,公众人物,爱人,鉴赏家和使者。

    这七个方面互相交织,为我们绘制了经济学家凯恩斯更为我们不那么熟知的丰富人生,也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的准则在起最根本的作用,从而能更好地了解凯恩斯经济学体系的根基。

    写历史有小的写法,也有大的写法,写人物传记也是如此。小的写法,无非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出生、入学、恋爱、结婚、学术……),可能再加上一些作者的评述:这是很典型的编年体传记的做法。海因斯这本书是从大处,也是更根本处来描绘梅纳德。

    正如梅纳德对经济学家的定义:

    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项才能的综合。他必须在若干不同的领域达到极高的标准,而且必须综合那些不经常同时具备的才能。他必须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学家、历史学家、政客、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又能用文字表达。他必须以一般概念来考量特例,在思考中同时接触抽象和实在。他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研究现在并为未来着想。任何人类的本质和制度都不能完全游离在他的考量之外。他必须同时保持目的明确而又不偏不倚的状态。他像一名艺术家一样冷漠而廉洁,但有时也要像政客那样接地气。

    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已经不能只从他的学说以及其应用和效应来加以评判,更不能只是泛泛而论其生平。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某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提出一个见解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样做又是基于怎样的规则?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基地》系列中的“谢顿模型”,以及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的文明发展公理,都是结构异常简单却又异常严密的公理体系。从这些体系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作者为我们构建的宏伟宇宙。

    而在译者看来,梅纳德所有的判断、行为都是出于“利他”精神这一“公理”,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如果(梅纳德)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并需要就实际事务的推进选择方法时,合理的原则总是选择最慷慨的路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理解规则,更要理解“元规则(meta rule)”。除了工作之外,这样的元规则也指导着此人的家庭、生活、爱好、处事、交友以及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还想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使得某人在那个时刻采取这个规则而不是那个规则?这里必然有元规则的存在。

    只有理解了元规则,我们才有可能摆脱细节的缠绕,而站在一个准上帝的视角。

    这样做也许还能激发我们凡人的一丝想法:一位伟大人物就是如此练成的,而“我”也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自我修养,而完成自我的提高。

    梅纳德的“利他”精神在他的家庭中得以根植,在三个对他有着终身影响的组织(伊顿、国王学院和布鲁姆斯布里小组)中得以培养,在其作为官员、公众人物、使者、鉴赏家(和艺术恩主、自然保护主义者)、情人时得以体现和贯彻。简而言之,家庭、生活、工作使得他必将采取那样的一个利他立场。而从另一个方面出发,他的利他立场也促进了他能获得那样的家庭、生活、工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凯恩斯的写照。“无私是凯恩斯的死因。在1944-45年,他可以选择延续生命,或者因过劳而牺牲自己。他心中充满了利他主义,选择了耗尽他最后一份力量从事公务。他签署的国家利益,正是他自己的死亡证明。他的一生是英雄般的一生。”

    本书英文名是《Universal Man》,拉丁原文是homo universalis。在维基百科的解释中,是和polymath,renaissance man同一词条,专门用来指称一位人物,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成就,一个“只要他愿意,就能做所有事情(而且做得很好)的人”。

    此类人中,最为我们熟知(而且我相信我们也会对此人拥有该称号毫无异议)的就是达芬奇、伽利略这样的全能人物。作者选用这一词汇来描绘凯恩斯,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位“英国学者中最出色的‘行动上的巨人’的典范”的敬仰之心。

    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性的转型时期。而经济发展本身也日渐和地域、文化、政治、军事、人口、文化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准则(公理),获得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当今试图给出各自的分析和方案时,是否有着各自的公理,这些公理在本质上是否协调?基于这些公理(如果有的话)推演而来的系统是否一致而完备?

    这是我作为一名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期望和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