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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策这个人很有趣——一个有绰号的人一定很有趣，更何况这个人的绰号叫做“宋矮子”呢？

按照百度百科的描述，此人“学识渊博，尤精通‘术数’，以‘术士’为生，长期云游四方，为人占卜吉凶祸福”，换句话说，说他是个跑江湖的人物并不为过。他在李自成军中、朝中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十八孩儿当主神器”的谶语，极大的鼓动了军心和民心。

另外按照百度百科的描述，宋献策死于战争中。但是姚雪垠似乎采用了另外一种说法（见《李自成》卷十《巨星陨落》第300页）：

宋献策更觉大胆了，从容回答：“多谢王爷看重，山人实不敢当。山人本是江湖布衣，无心功名富贵。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率兵进入河南，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劫富济贫，开仓放赈，诛除贪官，免征钱粮。当时中原百姓已经有十余年经受不断的天灾人祸，死亡流离，惨不堪言。因此之故，闯王所到之处，百姓视为救星，开门迎降，从者如流。山人为助闯王一臂之力，拯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愿受礼聘，做他的军师。今日闯王己败，山人被俘，成为王爷阶下之囚，蒙王爷不杀之恩，实出山人望外，何敢再受圣朝官职？山人曾受闯玉厚遇，不能为他尽节，已经内心有愧，请王爷万勿授山人官职，得全首领足矣! ” 阿济格问道：“你想做什么？” 宋献策说道：“倘蒙不杀，恳王爷放山人仍回江湖，从此不问世事，常做闲云野鹤，于愿足矣！” 阿济格想了片刻，说道：“我可以不杀你，带你到燕京去，启奏摄政王，将你放了，可是你不能离开京城。再要生事，跟造反的人暗中来往，我就救不了你了。” “山人何敢再生事端。此生别无他望，能够卖卜长安，糊口足矣！” ………… 阿济格笑着说：“汉人读书多了，说话总是拐着弯儿。好！将宋献策带下去吧，不要让他逃掉。”

按照这个说法，宋献策可能是李自成军中少数能得善终的重要人物。

宋献策是个懂得自己的定位的人物。在李自成军中，他更多的不是强调自己比大多数人地位要高，而是深刻的明确自己比不过刘宗敏和牛金星。前者是李自成并肩作战多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后者是摆明了的太平宰相。而自己，不过是一个在阵前供驱使，出谋划策的军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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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论在顺境、逆境，能象献策那样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从而知道什么当讲，什么不当讲，是很不容易的；而象献策般，在李自成多次以自己的决定超越了他的建议（而李自成最失败的一次超越就是没有听从他和李岩的劝阻而执意要讨伐吴三桂），并命令他按照新的框架进行新的谋略时，他还能殚精竭虑，毫无保留的尽忠，这就更难得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已经不是一个智或愚的区别；而是投入和不投入之间的区别。只有对一件事情充分的投入了，且在投入时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才会首先在主观上投入百分百的智慧、精力。这才是真正的devotion。

历史就是历史，没有undo，retry一说。我们不能假设如果李自成没有杀李岩而是让他先带领一支精兵去河南打下一个后方根据地会如何；甚至更早的，听从献策、李岩的劝阻，不出兵山海关；甚至更早的，听从李岩的建议，不那么急于进兵，而是早早的建立后方根据地……那么也许历史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下去。

可惜，这些假设只是假设而已。我们喜欢提出种种假设，是因为：我们要显示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理解；我们都喜欢YY……

但是，更可能是我们都同情失败者，而愿意为其假设一种对其有利的情景：如果诸葛亮听从魏延的建议兵出子午谷；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宰了刘邦……

无数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但是最终只有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而成为了历史。这就象亿万个精子争先恐后的游泳，最终却只能有一个和卵子结合一样。

从中国传统文化对臣子的要求来看，宋献策的做法是要被BS的。他作为大明的子民，首先是背叛了明朝而加入了“叛军”；然后在大顺朝灭亡之时，没有为大顺朝尽节。

但是在我来看，这个表现再正常不过了。宋献策本来就是一个江湖术士，他对这些伦理纲常不说不知道吧，至少是抱以很无所谓的态度。他投靠李自成更多的是出于李自成的知遇之恩；对大顺朝的效力是出于对知遇之恩的回报。所以归根到底是个“义”字，而不是“忠”字。 而献策仅凭一“义”字，为闯王建立了不凡的功勋。义之时义大矣哉！

《李自成》一书的第七卷《洪水滔滔》和第八卷《崇祯皇帝之死》有很大的跳跃。第七卷主要是讲述开封之围，也讲到了袁时中的叛变和慧梅之死。其结尾是：“到了！到了！神医到了！”让我对慧梅是不是真的死了产生了一些疑问，也真心的希望慧梅这么一个好姑娘能死而复生。

而第八卷开篇却是：在李自成去米脂祭祖期间…… 作者对此有一个脚注：

甲申初春——崇祯十五年秋，洪水淹没开封后，李自成决定另找一个立足地，遂于十二月初攻入襄阳。翌年三月，李自成亲往樊城，杀了罗汝才。从此各路义军远避李自成，不敢再同他合作。五月，他改襄阳为襄京，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国号“新顺”。 八月，明督师孙传庭在崇祯屡诏切责下，率兵出潼关。义军不断以弱兵诱敌；孙传庭因“胜”而骄，逐渐陷入包围，并被截断粮道。九月，义军于颊县大败明军，孙传庭率残卒逃回撞关。河南总兵陈永福投降。十月初六日，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中。十一日，李自成进入西安。遂定国号为“大顺”，改西安为长安，并健全了中央政府。十一月中旬，李自成回米脂祭祖。以上内容未及详写，有些情节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插叙、倒叙的方式出现；而本卷则从十二月中下旬写起，很快进入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场景。

为什么作者要进行这样的处理？

历史本身并不会因为我们写这个而不写那个发生任何变化。它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真。但是，历史是如此复杂、如此多面、如此庞大，我们每个人在客观上都是那几位摸着象的盲人；而主观上我们都有一些心灵深处极为娇嫩的地方，因回顾历史而觉得会触动这些娇嫩的地方而选择了回避这段历史。

因此，我们理解到的历史虽然都基于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但是各人内心的解读却都不一样，要写下来的文字则更是不同。

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找到了这一部分文字，一则是因为这部分文字本身的素质：权威性，优美性；另一方面又是我主动的选择。以我的一己之思维反过来诠释作者当初的想法，肯定会谬以千里。但是，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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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文字省笔、曲笔都大概可以归结到那么几个理由：

1. 要描述的东西为大家熟知，即使不写大家也能了然于胸；
2. 要描述的东西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允许，不接受，比如一些露骨的色情描写，为尊者讳等；
3. 要描述的东西不重要，特别是与其他要描述的东西相比的时候；
4. 篇幅限制；
5. 忘记写了……

那么，姚雪垠没有去写这段开封之围以后，李自成米脂祭祖之前的历史，是因为什么呢？

既然是写历史，就不能假定大家对这段历史都已经熟知，所以我们应该排除第一个原因；而这段历史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襄阳是如何攻下的？罗汝才（曹操）又是因为什么被李自成所杀？新顺朝、大顺朝的建立是怎样的？和孙传庭的战斗又如何开展？陈永福为什么投降？这些问题，无一不是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姚雪垠不会因为这段历史不重要而忽略不写。

而《李自成》一书既然有了10部，篇幅已经轰然拉开，篇幅限制一说也不怎么站得住脚；忘记写更是滑稽……

那么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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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滔滔》一卷可能是全书中最令人压抑的一卷。慧梅之死已经够令人压抑，而作者不惜笔墨大段描述的被围困的开封城内的民生则更是令人不忍卒读。随手举一例（见《李自成》卷七297页）：

……香兰见招弟哭得这么惨痛，也痛哭起来，不忍动身。小宝见姐姐哭，妈妈哭，他也嚎啕大哭起来。最后全家人都大哭起来。哭了一阵，祖母怕耽误了媳妇出城，把招弟揽到怀里，哄她说: “招弟，你听奶奶说。小宝是男孩子，你不能同他比，他是一家的命根子。让小宝随妈妈逃走吧，先救活弟弟要紧。你可惜不是一个男孩子。” 招弟昕奶奶这么一讲，心中明白了：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她也不能同弟弟比，应该让妈妈带着弟弟走。于是她不再大哭大闹，变为低声抽泣。香兰牵着小宝，哭哭啼啼动身。一家人都送出大门， 忍不住又哭了一阵。德厚挥手让他们走去然后把母亲搀回院里， 闩上了大门。 香兰一面哭，一面牵着小宝往宋门走去。这时街上有不少妇女，也在哭哭啼啼向宋门走去，香兰母子就混进了这哭着的人流。昨日下午，王铁口和德耀已约好今晨在宋门等候香兰和小宝。这时果然在城门附近遇见了。香兰有几天没见德耀，今日一见，看出来他已比往日饿得更瘦了，不禁心中更加悲痛。从宋门出去的妇女，约有两三千人，小孩们也在里边拥挤着。但因有兵丁守门，大家有点害怕；同时因为大家都饿得瘦弱无力，好像风一吹就会倒下，所以挤得不算厉害。香兰与德耀洒泪相别后，已经走出一丈开外，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德耀呀，要常常回家去望一望。你哥是一个书呆子，百无一能，只会读书。娘快饿死啦。你一定常回去看一眼，兄弟！” 她哭，德耀也哭，小宝也哭。她和小宝被卷在拥挤的人流中出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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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狂风呼啸，而屋内因有着空调而暖洋洋的让人慵懒。此刻我正坐在电脑前忙着博我的文章，稍后和朋友会在Skype上进行例行的讨论。而孩子坐在床上看着电视。

我点燃一根烟，我的思路随着青烟缭绕着。我和太太各自有着一份收入还算可以的工作，有着自己的房产，有着不少的投资。虽然远远不是千万资产，但是我很满意，因为家庭生活的保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我不能不想到那时开封城内的人们。我们借由这本书而在时空上有了一份微妙的联系。

我如果生在、处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会如何活下去？“百无一用是书生”，我除了读书识字之外，还有什么谋生的手段可以让我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存活？又有什么手段可以让我的妻儿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存活？ 我承认我不能。这是一个我沉思很久之后不得不得出的结论。这不是因为我和他们格格不入，而是因为我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将我一个人时的自由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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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这样具有天生悲天悯人的性格的人，光是想象这样一些情景就会使我坐立不安，更不要说去体验那时那地的真实情景了。但这并不是说我就不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降尊纡贵”的去过那样的生活，而是说，一旦我要面对这样的情景，即使这些问题并不是我造成的，我的良心会让我不安和难过。这是一种由同情心而引发的自我道德谴责。我会谴责自己不能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们全部，不能舍弃自己的生命、名誉为他们争取应得的生活底限。

当我选择从一个乞丐身边走过而不去施舍哪怕一个硬币的时候，我不会去怪罪——但是也许会借由这个来给自己渺小的内我找一个借口——他们的懒惰和狡诈，而会慨叹命运之不公，无奈社会之不公，进而谴责自己之无能。我没有伟大到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帮助这些人，但是也没有渺小到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而至于开始贬斥他们的存在影响了更大的和谐。

正如我当年读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一书时写下的感慨：

否定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呀！尤其这否定来自有充分理由肯定的人。 对于忽必烈，他自然不会去想到脚夫、石匠、清道夫……只会意识到他们会存在。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对于马可·波罗而言，自身存在或不存在又有多大的区别？对于马可而言，眼外的世界与心中的世界已无所谓何者真实的问题；既然于此一节能相通，自身的存在与否又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

历史就是如此严肃而严酷的存在着，但是我们可以避而不谈。正如Mark Twain所说：

It is by the fortune of God that, in this country, we have three benefit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ought, and the wisdom never to use either.

打住。说这么多，不是我的本意。

最近看完了从小就开始看的一篇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我记得我开始读书起，就开始看这本书，不同的有两点：一个当然是书的版本；另一个是我现在看的是完整版，以前依稀记得看到的只有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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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是个读书人，和红娘子的交往从最早来看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夹杂着：猎奇、自得的心态。猎奇是因为以他的身份，一旦成家之后，可以娶二房、三房，甚至可以去去青楼，但是却很难和一个“侠女”有联系；自得是因为他没有主动的去追红娘子（当然他也没有很彻底的拒绝红娘子的追）。

这就决定了李信的“造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被B”的行为。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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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点象一个小姑娘，明知道约她去他家的男生有可能心怀不轨，但是还是穿的很暴露的去了。一起看高树Maria，一起玩同级生……最后被男生得逞了……然后开始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很傻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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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目的，并且要对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形势进行判断，并想好对应的方法。这样思考下来有几个结果：

• 发现做这件事情太复杂。要考虑到的事情太多，自己不一定能解决或者控制，后果也不是自己可以承受的，所以决定不干了；
• 发现做这件事情太复杂。要考虑到的事情太多，自己不一定能解决或者控制，后果也不一定是自己可以承受的，但是还是决定做下去；

当然，这世界永远是两分的。有人在做事前思虑再三——褒义的说是深思熟虑，贬义的说是谨小慎微——也就有人很BLUNT，不去想上面这些东西，而简单的决定做，还是不做。

从第三方的眼光来看，虽然都看到的是：某人做了某事。但是其先各自经历的思路过程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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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发表意见。因为对于我来说，一件事情放到了我的桌面上，我感觉就好像是一头牛牵到了庖丁的面前。我听着别人的陈述，看着他人呈上的一些物理上的证据（如文档、照片、far piano、说明书）等等，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由这些东西构成的网络，感觉我的思路就开始沿着网络的脉络而延伸。一些脉络会很顺畅，一贯到底；一些脉络之间很连贯，前因后果的关联很明了。但是，还有一些脉络很阻塞，甚至断断续续；一些脉络之间纠缠不清，主次颠倒、轻重不分。于是我就要用我过往的经验来填充，来连接。

我这样说，绝对没有说我对事情的了解已经到了“完全”、“彻底”的地步的意思，或者说，我对这件事情所做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恰似我前文提到的例子，我的判断基于我的思虑，但是你不做那么多的考虑也有可能得到相同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在这点上，思虑再缜密的人只是能在思路过程中更精确的排除一些肯定是错误的结论，但是他的思路过程却不能保证他得到正确的结果，也不能使他和那些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和他得到了一样的结论的人分别开来。 最好的例子就是虚竹先生在“珍珑”局上投下的第一子。他什么都没有考虑，但是却投下了最正确的一着。这恐怕会令所有其它围棋高手们郁闷不已。

最普通的例子是，我今天说：明天的股市要上涨。一定有专家的意见和我一样，而确实在一定几率上明天的股市会上涨！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只是根据投掷硬币来决定看涨还是看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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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缜密的思考就没有用处了吗？当然不是，我上面已经说过了：思虑再缜密的人只是能在思路过程中更精确的排除一些肯定是错误的结论。这些错误有些明确，有些隐蔽。对这些错误的排除能力，就取决于一个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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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闯王身边的人中，李信可以说是一个最正统的读书人。文人虽然还有牛金星、宋献策，但是多了一分江湖术士的气氛。而其它人等，更多的是莽汉出身。姚雪垠虽然在小说中，大力渲染着闯王是如何的爱读书，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这种手笔更多的是出自文学需要而不是史家笔法。 “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说谁的理？苦哈哈们没有知识只有道理，而秀才们只有知识却不懂得道理。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这怎么捏合的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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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李岩并不是主角，甚至称不上是重要的配角（高夫人、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之一。在我通读完《李自成》后，对李岩最深的印象是两个：

第一，是他一再提出的要早日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而由于他所建议的根据地的所在地和闯王的想法不能一致，所以一直被闯王无视，并在闯王的心中隐隐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第二，是在兵败山海关之后，李岩主动请缨带领一些人马回河南平息暴乱，同时整饬修养，为闯王保留他日东山再起的余地。但是不幸的是，此时的闯王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宽容，而只剩下溃败后的猜忌。于是成为李岩被杀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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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李岩的死反倒成就了他的所谓“节气”。这个推论是这样得到的：历朝历代，文人（臣）之节不在顺应圣意，而在直谏。哪怕直谏的直接结果是“死”，文臣之节的要求也是要直谏到底。

在李信做出这个由他带兵回河南的建议之前，他一定能够想到这个建议被猜忌、被拒绝后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李信在心目中早就将李自成当成了真命天子，所以自觉的将自己当成御前之忠臣，因此历朝历代所弘扬的文臣之节已经阻止他不去向闯王说出这个建议。

在他心目中，也许最好的结果是李世民+魏征，而最坏不会超过勾践+范蠡……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结局居然是商纣+比干的组合！ 而李信的死，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另一个人的失败。他虽然在任何场合都会被认为是丞相的不二人选，而他也以丞相自居，那么他的没有能谏止闯王杀李信而选择了保护自己的行为，已经丧失了文臣的“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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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信的悲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常常愿意处在一个Follower而不是一个Leader的地位，从而满足一干知识分子通常都有的“顺其自然”的“被B”的态度。在骨子里他永远觉得和苦哈哈们不是同根的。而性格上的敏感性加上观察的敏锐性，使得他永远有一种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的感觉。

是的，生活在远方，真正的生活是在远方。李信出现在闯王的军中，在这个层面上真正的诠释了“生活在远方”的意义。 另一方面，李信的悲剧还在于，在一个新的朝代甚至一个新的时代很有可能出现的时候，他即使已经预感到了新时代的来临，却不能高瞻远瞩的预见（规划、猜测）到新时代的游戏规则（哲学体系），而只能按照“前朝”、“历朝”的规则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正是这样的规则，迫使他必须在那个时刻说出那样的话而导致被杀；也正是这样的规则，他才会不得不在那个时刻说出那样的话，而不是在若干年之前运用一些手段和技巧为自己做好充分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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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李自成》的最后，红娘子成为了白莲教的衣钵传人。这个敢爱敢恨，大大背弃了当时普遍淑女观的女人，毕竟不能跳出“忠”的约束。对李自成的“忠”，可以超越对丈夫的“从”；对大顺的“忠”，可以转化为对大清、对吴三桂的“恨”。她绝对不会不忠于李自成和大顺王朝，并会将丈夫的死直接归咎于吴三桂、摄政王多尔衮。 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若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的任何反抗都是值得同情的、悲剧的、也必定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直到那个时刻到来，那么雷霆万钧之下，一切旧事物都将体无完肤。 而李信与红娘子的故事也将不折不扣的继续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