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中国通史》

终于看完了《中国通史》。看完十本厚厚的书，用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还好，和我最初的估计差不多。

看完之后，收获总是有的。但是谈不上更深刻的认识。看这样的书，我总是跳着看，大段大段的跳。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朝代的更迭、帝王的兴替、文学艺术科学工艺等方面的东西，对经济、农民起义等方面的东西都会跳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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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碧血剑》讲明清的交替，《鹿鼎记》讲康熙，《书剑恩仇录》讲乾隆。其中都讲到汉族反对满族统治的战斗。这“反清复明”的过程也算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中我想到了这么一些点，趁着还记得住，就先写下来。

1. 换朝代当然就是换人——不是简单的换皇帝，而是换了“别姓”的皇帝。而且明清交替更是换了“外国”人（至少是外族人）当皇帝。
2. 要“复明”就是要回到原来的朱皇帝。
3. 不论“朱皇帝”本身能力如何，皇室血统的正宗与否才是最根本的考虑因素。
4. 这一个现象在现代社会的演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联姻，通过政治世家之间或与政治世家的婚姻关系，从而获得晋身仕途的路径；其二是扩大化的领域，政治联姻不一定非要体现在仕途，而是向企业、经济领域拓展，从而获得超经济的利益。
5. “血统”的甄别实际上表明，中国在历朝还是人治重于法治。虽然不否认一直有“好”皇帝，但是这个好首先要皇帝好，然后他推行的政策才会好。而不是一个政策体系好从而（近乎自然而然的）催生了“好”皇帝。
6. 当《鹿鼎记》的最后写到众多名士要推举韦小宝来当皇帝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就有点像福尔摩斯的名言：当排除一切不可能后，剩下的再怎么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了。

最后，我想起了《侏罗纪公园》第一集最后的情景，霸王龙厉声咆哮，一个横幅飘下，上面赫然写着：When Dinosaur Rule The Earth.

看完了《中国通史》第八编，讲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和汉朝一样，都是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国通史》第八编第13页这样写道：

汉高祖刘邦起义前是沛县亭长，可算来自底层。明太祖朱元璋则是出身于真正的贫苦农民，由起义农民的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首脑。一介贫苦农民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明太祖可谓千古一人。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既对地主豪富怀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严肃考虑新王朝能否巩固以及如何巩固的严重问题。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对他不忠。在位期间，对地主豪富、开国将领和大小官员一再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广加杀戮。明太祖的专制统治显得较前朝更为酷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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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如果读成第二声，那么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辞海》语词分册573页的解释为：

可汗：亦作“可寒”、“合罕”。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公元3世纪时鲜卑族中已有此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始于公元394年或稍后。柔然首领社仑称丘豆伐可汗。宋元以后汉文史籍中省称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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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如果读成第四声，那么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汗腺的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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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两个不同读音的意义混合起来使用，那么就有了“汗，狂（大、暴）汗，瀑布汗，成吉思汗”这样的递进关系，用来表示一个读者在看到一个弓虽贴后的心情的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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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朝，我对它的了解限于这么几处：

一、它的版图是相当的大。
二、它在中国统治的时间是相当的短。
三、它的“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
四、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宋、辽、元、金这个时期出现频率非常的高。计有射雕三部曲加上天龙八部。
五、有那么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在元朝时期到过中国。
六、有那么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伊泰洛·卡尔维诺的，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和他的冥想，写成了著名的《隐形的城市》。
七、这个朝代的命名来自《易经》中的“乾”卦：

乾 乾，元，亨，利，贞。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上。

这个“乱”当然不是黑泽明（Akira Kurosawa）的那本电影，而是我看完《中国通史》第六编后的感受。

土地还是这块土地，而归属却经历了数次易手。所以，我觉得，单纯看这片地盘是谁在统治，从而得出中国的历史不过区区若干年的结论是仓促了一些的。

人种基因的延续也不能完全成为一个判断依据。据说当今欧洲人的血统中也有当年成吉思汗的Y基因存在，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欧洲国家将自己的历史从元朝西进时开始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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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中国通史》第五编时一直纠缠着我。那就是改还是不改？

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在改革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对于改和不改真的很难判断。所以，也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改和不改最终都是对利益分配的控制。不论是改的一方，还是不改的一方，其底限都是如此。因此斗争的精密性、可妥协性/不可妥协性、流血可能性，都是由这个底限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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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老在《中国通史》第四编说到：儒学虽在汉族封建社会里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来，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因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众）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后，而管到死后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p247）

所以，“一死百了”的说法是很普通的，“一死百了”的做法也是不罕见的。这正是因为不知晓死后的事情，也就不惧怕，不关心了。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的3.3.3“学会死”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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